晚清的警察：不仅要维持治安 还要管环境卫生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代诗人高翥的诗句，说的是清明扫墓情形。眼下，清明节又至，人们纷纷来到“回龙岗墓园”，凭吊故人，寄托哀思。

　　“回龙岗墓园”营业厅东南隅，人们相继在两方石匾前驻足观看。这两方石匾，不仅记载着“回龙岗墓园”的身世，还引发出一个人物、一段故事——

　　两方石匾 记载墓园百年史

　　这两方石匾均为花岗岩材质，分别为“步尘表圣”匾、“祥开福地”匾。其中，“步尘表圣”匾长126.5厘米、宽50厘米、厚16厘米。石匾其右，镌刻“步尘表圣”4个行书字；其左，镌刻几行字迹：“清授武显将军盛京八门提督、赏戴花翎副督统衔协领荣德，于光绪三十三年季春月，自营生圹于赵家沟村以北回龙岗上，今十有七年矣。再建此坊因自题句云：佛法拈花终结果，人生落叶此归根。他年我定来高卧，爱护全凭儿与孙。以志梗概耳。”立匾时间为1923年。“祥开福地”石匾长115厘米、宽50厘米、厚16厘米，顶部凸出两个方形榫卯，边框浮雕二龙戏珠、祥云图案。

　　据回龙岗墓园有关人员介绍，1995年春，“回龙岗革命公墓”施工时，“步尘表圣”、“祥开福地”两方石匾同时出土。

　　依据“步尘表圣”石匾记载，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三月，一位叫“荣德”的人，自掏腰包在此间的赵家沟村买地，营建了这座墓园，并建造了一座牌坊。17年后的1923年，有人重新建造了墓园牌坊。根据“祥开福地”石匾的制式推断，这方石匾应为重建牌坊的正中匾额。这座牌坊成为墓园的正门，故镌刻“祥开福地”字样的吉祥话儿。而“步尘表圣”石匾，则为重建牌坊的“说明书”，记载了这座墓园的始建时间、创建人等等。由此可见，回龙岗墓园历史久远，早在108年之前，这里便是荒冢漫岗的坟茔地了。

　　二品大员 身在沈城任协领

　　根据“步尘表圣”石匾记载，108年前，在赵家沟村回龙岗营建墓地的荣德，其官职为“清授武显将军盛京八门提督、赏戴花翎副督统衔协领”。其实，“武显将军盛京八门提督”是虚职；“戴花翎副督统”才是清廷授予的官衔，为“正二品”武职外官，说明荣德享受正二品“戴花翎副督统”待遇，相当于如今的“副国级”；而“协领”才是荣德的实职，为“从三品”武职外官，相当于如今的“副省级”稍弱。由此可见，荣德的官衔级别不低，但官职却不如官衔级别高，在如今的“副省”与“正厅”之间徘徊。

　　记载荣德生卒年月、生平事例的史料微乎其微。经过查阅大量史料，最终，在《奉天通志》中，终于查阅到荣德的点滴身世。《奉天通志》记载，荣德曾先后担任“蒙古协领”、“东三省蒙务局协领”、“奉天警察局总办”等职。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武官，荣德还曾为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文合璧 编撰翻译教科书

　　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开始实施“改书院，设学校”新政。为改革蒙古地区教育体制，清廷还颁布了《钦定蒙古学堂章程》等教育法令，规定蒙古人可以与汉人一样学习文化。

　　清末，在“废科举，兴学校”影响之下，蒙古地区出现了“蒙旗兴学”热潮。尽管各盟相继兴办学堂、书院等新型教育设施，但却严重缺乏教师、教科书。当时，“奉天提学”张鹤龄，聘请荣德为学堂教师，并委托他编纂教科书。

　　荣德精通汉文、满文、蒙文。他认为，以往的满文、蒙文旧译本教材，其内容早已落后，远远跟不上社会变化。于是，荣德便以《钦定满汉合璧四书五经》为蓝本，翻译蒋维介等人编撰的《国文教科书》，并与李懋春一道，共同研究、审定各种名词术语。经过荣德等人两年辛苦劳作，《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终于清代宣统元年（1909年）面世。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共十卷，正文之前，有4篇满、蒙、汉三体文字合璧“序文”：第一篇，为清末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锡良撰写；第二篇，为奉天巡抚程德全撰写；第三篇，为“蒙文学堂名誉监督”、前任蒙古协领、东三省蒙务局协领荣德撰写；第四篇，为《国文教科书》原“序”。《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第一册最后，还有李懋春撰写的“跋”。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为清末内蒙古哲里木盟各旗蒙古族学校所使用的初级教科书，也是清代最晚的一部满文、蒙文、汉文合璧教科书。该教科书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军事、道德、教育、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生理、化学、动植物、矿产、工业、农业、商业、经济、书信、账簿、契约、钱币、游戏、歌曲等内容。除第一册之外，第二册至第十册之前，均附有目录。该教科书每册设60课，课程内容从名词、数词、词组，到单句、短语、短文等，由易至难循序渐进编排；第二册第60课为《放假歌》；第八册后面，附“合同议据式”、“合同关约式”等共10条，供初学者学习使用。

　　创建警局 蒙古协领任局长

　　我国的警察制度，源于清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陷入被帝国主义列强肢解、瓜分深渊。亡国之痛，促使“维新运动”兴起，“新政”、“变法”成为潮流。仿效外国，建立“警察制度”，成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史载，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12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从此，清廷正式提出建立“警察制度”。

　　据《奉天通志》记载，当年，沈阳在全国率先创建了警察机关。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农历二月，奉天省城（沈阳）将“保用局”改为“警察总局”，主管奉天省城（沈阳）的治安和卫生工作。

　　当年，奉天省城（沈阳）“警察总局”设“总办”（局长）一人，由“蒙古协领”荣德担任。“警察总局”下设5个分局。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奉天省城（沈阳）“警察总局”改为“巡警总局”，仍设“总办”（局长）一人，仍由荣德担任，下设8个分局，设有巡官、巡弁、长警等若干人。

　　当年，在沈阳方城之内，奉天省城（沈阳）“巡警总局”设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分局；在沈阳方城之外的东、南、西、北四隅，以各个“边门”为界，分别设立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分局，分别管理“八关”地界。当年，大东门（抚近门）至大东边门（边墙街与大东路路口），为“大东关辖区”；小东门（内治门）至小东边门（老龙口酒厂附近），为“小东关辖区”；大西门（怀远门）至大西边门（大西路与青年大街路口），为“大西关辖区”；小西门（外攘门）至小西边门（市府广场东南），为“小西关辖区”；大南门（德盛门）至大南边门（大南街与文艺路路口），为“大南关辖区”；小南门（天佑门）至小南边门（小南街与小南关路路口），为“小南关辖区”；大北门（福胜门）至大北边门（大北街以北铁路口），为“大北关辖区”；小北门（地载门）至小北边门（小北街与联合路路口），为 “小北关辖区”。 当年，各个分局在各自的关辖区各司其职，沈阳城内秩序井然。

　　当时，小西边门外，如今的青年大街以西、和平大街以东、十一纬路以北、市府大路以南的区域，已经成为“商埠地”。于是，从小西边门至火车站（沈阳老北站）地区，又设立了第七分局。不久，鉴于小西边门到火车站地盘广大，商贸日益繁盛，便又设立了第八分局。

　　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奉天省城（沈阳）“巡警总局”增设了探访、警卫、消防、清道4个队。清代宣统元年（1909年），“巡警总局”改为“警务公所”，归属“民政司”管理，分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捐务5个科。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警务公所”改为“省城警务局”，各个分局改为“分区”。

　　告示为证 当年警察管卫生

　　史料记载，清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省城（沈阳）“巡警总局”颁发的一份“告示”表明，当年的警察，不仅要维持社会治安，还要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甚至就连厕所卫生也要过问。

　　这个“告示”长45厘米、宽29厘米，全文为：“奉天巡警总局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肥料公司专为取运官设厕所粪便，以重卫生，经本总局批准，暂行试办在案，其余商民人等，如愿该公司拉运，准其前往拉取，不得索取分文，倘敢籍端需索，即由该商民扭局从严究办，除派员随时访查外，合行出示晓谕一体遵照，切切，此谕。”落款为“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其中，“初七”为红笔手书，并盖有红色官印，左上角有“告示”二字。

　　清末，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之中，“卫生行政”为其中一项。但“卫生行政”并未设立专门机构，而是附属于警察机构之中。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设立了“巡警部”，下设“警政司”、“警法司”、“警保司”、“警学司”、“警务司”。其中，“警保司”又分为“保安科”、“卫生科”、“工筑科”、 “营业科”。“卫生科”设“员外郎”一人，全面管理，相当于科长；设“主事”一人，办理科务，相当于业务副科长；设一、二、三等“书记官”若干，相当于科员。“卫生科”权力不小，掌管设置医学堂考核，考察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还要管理道路清洁、防疫、审定卫生保健章程等等。

　　第二年，清廷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卫生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主事”各两人，七品小京官一人，并设六七品医官各一人。“卫生司”下设“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其中，“保健科”负责检查饮食物品，清洁江河、道路、贫民、工场、剧场等公共卫生。

　　“回龙岗墓园”有关人员介绍说，沈阳解放之初，沈阳市民政部门就将回龙岗附近规划为墓地。1964年，“回龙岗革命公墓”建成；1992年，“回龙岗墓园”建成。如今，尽管奉天省城（沈阳）“警察总局”的第一任局长荣德早已驾鹤西去，但他当年营建的回龙岗墓地，却依旧青松翠柏、英灵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