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有缘的朱棣曾敕令雕印《永乐南藏》 共6331卷

释禅波罗蜜卷第五

《永乐南藏》内页

　　该书浩瀚如海共有6331卷，全套雕版曾长期藏于大报恩寺中

　　江南时报记者 黄勇

　　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这在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得异常明显，而对于印刷术，尤其彰著。

　　今天介绍的南京传世名著推荐书目之一——《永乐南藏》，浩瀚如海，雕印共达6331卷。这部书曾在南京盛极一时，然而如今在国内收藏界的早期全套印本仅10部左右。

　　江南时报记者 黄勇

　　A

　　缘起

　　《洪武南藏》“短命”，朱棣“子承父志”

　　朱元璋驾崩没多久，大明皇朝就出了问题——明成祖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四年的靖难之战，从侄子建文皇帝的手中夺取了帝位。在这个过程中，僧人道衍起了谋划定策的军师作用。

　　因为道衍，明成祖与佛教缘分比一般的皇帝要深很多。明成祖不仅敕建了光耀中外、准大内宫阙之制的大报恩寺，还亲自敕令雕印了大量的佛教著作。其中，自然少不了佛教一切重要佛学经典的总集——《大藏经》。

　　“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佛典的总集。《大藏经》的编撰、雕刻、印刷，一直被视作是至高无上、功德无量的盛事。”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维中说。

　　他介绍，明清两代，大报恩寺在这一领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在明清出现的5部《大藏经》中，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3部官刻《大藏经》与大报恩寺及其前身天禧寺有关。

　　主持过南京大报恩寺考古的南京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祁海宁解释说，朱棣后来迁都到了北京，为了便于区分，通常把刻印于南京的《大藏经》称为《永乐南藏》，把刻印于北京的大藏经称为《永乐北藏》。

　　不过，祁海宁认为《永乐南藏》的雕刻并不是在大报恩寺完成的。“大致在永乐八年(公元1414年)，僧录司(注：朝廷掌理僧尼名籍、僧官补任等事宜的官署)召集居敬、善启等当代高僧，负责《永乐南藏》的雕刻工作。书最迟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前基本完成。由于永乐六年，天禧寺被烧毁，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下诏修建大报恩寺。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大报恩寺才宣告完工，因此《永乐南藏》的雕刻可能是在其他寺院进行的。”

　　“在大报恩寺建好后，这些雕板才入藏大报恩寺藏经殿中。所有经版各登其座，座各有号，签分架列，整齐有序，取归非常方便。”祁海宁说。

　　此外，之所以要敕令雕印《永乐南藏》还与《洪武南藏》“短命”有关，朱棣算是“子承父志”。据历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偃武修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召集名僧于钟山的蒋山寺雕印了《洪武南藏》，但1408年蒋山寺发生的一场大火将《洪武南藏》刻版焚毁。

　　巨著

　　每印刷一次，需用纸110526张

　　一部书能有多浩瀚？《永乐南藏》能震撼每个当代人——明万历年检南京礼部(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学校、科举等事宜)祠祭司葛寅亮主修的有关南京佛教寺院的著作《金陵梵刹志》记载：《永乐南藏》每印刷一次，需用纸110526张，包括全页纸107782张，半页纸2744张。每年印行20藏，每藏印行大约费用300两。

　　专家介绍，明代永乐年间的300两算下来，相当于现代的近10万元。

　　古代印度的佛经，开始只是师徒传承，口耳相授，并不见诸文字。直到公元前1世纪结集时，才把经文和注疏记录在棕榈叶上，成为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我国翻译的佛经是抄写在纸上，这比刻写在棕榈叶上方便多了。但抄写佛经亦非易事，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上到贵族，下至平民，信仰佛教的人很多，需要的佛经数量很大，仅靠抄写不利于佛教的传播。明代南京成了政治中心，也成了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

　　祁海宁介绍，《永乐南藏》堪称规模巨大，雕刻的全部经版共5760块，全藏共635函，6331卷，以千字文编号，始于“天”字函的《大般若经》，终于“碣”字号的《佛祖统纪》。如此浩瀚，是因为《永乐南藏》的版式为每版录经文30行，有折装本和线装本两种装帧。其中折装本，每版只有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线装本，每版只有2页，每页15行。

　　清代前，古籍很少有插图，只是有的佛经上，在正文前配有插图。祁海宁说，《永乐南藏》的扉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释尊跌跏趺坐在莲花宝座上，舍利佛在面前长跪问道；另一类是只有释尊跌跏趺坐在莲花宝座上，而没有舍利佛。扉画的版面有三、四、五折页的不等。还有一页是盘龙牌位，中书“皇帝万万岁”或“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也有书“皇图巩固帝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等字样的，龙有三、四、五条不等。“《永乐南藏》函末也有创新。后来，明清《大藏经》函末刊印韦陀像的做法就始自《永乐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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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景

　　聚宝门内外聚集近二十家印行

　　这部佛经总集为何位列南京传世名著推荐书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认为，这是因为，《永乐南藏》对原本杂乱的《大藏经》编排次序作了重大调整，而且刻成不久后，就开放供全国人自由请印，其流传之广对弘扬、宣传佛学影响最大。“不过，由于当时规定信佛的人可单独请印其中一部分经卷，故经版刷印次数很不平均。经常被请印的部分经版，当时甚至被刷得成了‘邋遢版’。”

　　因为长期大量印刷、流通，经版磨损在所难免，因此不少经版需要修补和重刻。

　　祁海宁介绍，明清两代先后有过两次大的续刻，第一次修补是因为万历皇帝生母极信佛教，她曾经为大报恩寺的重修捐资千金。南京大报恩寺也据此由南京礼部祠祭司葛寅亮主持修补《永乐南藏》。第二次修补是清代顺治年间的修补，增补后《永乐南藏》全藏的总函达到678函，共收录典籍1618部，6325卷。

　　当时大报恩是明代最著名的皇家寺院，前来请经的信士众多，聚宝门(今中华门)内外印刷《永乐南藏》的经坊、经铺生意也非常火爆。据日本学者野尺佳美的研究，在《永乐南藏》留下的坊铺有：聚宝门外姜家来宾楼、聚宝门外徐政印行、聚宝门外第三牌楼边师姑巷里经房徐筠泉印行、聚宝门里三坊巷口经房徐后山印行、聚宝门里皇殿廊经房徐后山印行、聚宝门外报恩寺前徐龙山印行、聚宝门外徐云泉印行、聚宝门里西廊周铺印行等近20家印行。

　　祁海宁说，印经在印经坊的参与下，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并由此产生了各种欺诈行为。作为请经的人，一方面要向坊铺支付纸张油墨等物料价钱和印工工价，还要向寺院缴纳“版头钱”。所谓“版头钱”，就是每印一部大藏经，需向报恩寺支付用板费20两。有些印经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便提高印刷费用，纸张和油墨偷工减料。导致印刷质量差劣，常常引起请经者的不满，产生纠纷。

　　印经铺勒索经价、以次充好、延长时日的行径十分猖獗。为了规范请经、印经事务，南京礼部后来不得不专门制定了《请经条例》。该条例共包含经价和领号票、收版银等十二款规范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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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永乐南藏》国内存世仅10部左右

　　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永乐南藏》雕成以后，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是全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永乐南藏》到底印了多少部，现在已难以统计，不过，仅郑和就曾先后印造过10部《大藏经》，遍舍天下名刹。让人扼腕的是，大报恩在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南京时被焚毁，《永乐南藏》经版也毁于战火中。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书的年代越久，部头越大，越难收藏保存。像《永乐南藏》这样大部头的书，早期全套印本，在600多年后的今天，存世量非常稀少。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天津图书馆、苏州市西园寺、吴县光福司徒庙、福州泉州开元寺、福山鼓山涌泉寺、河南新乡图书馆、甘肃图书馆等单位各藏有1部，国内收藏仅10部左右，其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记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看到，一本单册的折装本标价2万余元。

　　值得庆幸的是，在去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文博专家在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发现了《永乐南藏》。这批佛经原藏于青龙寺藏经阁。“文革”期间，在拆除青龙寺藏经阁时，有关人士为避免经书遭到损毁，将原藏于此的一批佛经分装于6个大木箱内进行保护。这批历经风雨的经书静静地一躺就是40余年。经过大致清点，6箱经书约有800至900册，函套全部已失，糟朽严重。散佚、毁损了多少，尚不清楚。根据版式、一册《续传灯录》千字文编号为“合”字，一册《诸法无行经》千字文编号为“伤”字，又查见青龙寺藏经有一页上牌记的墨书题记署“宣德五年”(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由此可以确认青龙寺所藏佛经即《永乐南藏》，且是明代较早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