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谈"华北船王"抗战故事:为抗战凿沉七艘巨轮

　　昨天上午，台湾伯夷艺术馆馆长许伯夷、台湾山东日照同乡会理事长贺郁芬捐赠抗战文物仪式，在山东博物馆举行。记者了解到，这也是山东省文物局自今年1月面向全社会征集抗战文物以来，获得的较为重量级的抗战文物。当得知山东省文物局征集抗战文物后，许伯夷将其收藏的102件与抗战有关的图书、影印资料无偿捐献给山东博物馆。此次捐赠的全部为日文资料，记录了部分日军在华作战的详细过程。贺郁芬女士捐献了包括日本人出版的上海到山东的海图等10件文物资料。此次许伯夷、贺郁芬捐赠的抗战文物将由山东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将在《山东抗日战争主题展》中展出。作为当年“华北船王”贺仁菴的女儿，贺郁芬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爱国商人的故事。　记者窦昊

　　商人投资建灯塔　至今屹立

　　“我父亲贺仁菴是清朝人，1887年生于山东日照，所以我的祖籍就是日照。”贺郁芬说。记者了解到，贺仁菴家族当年在日照很有名，靠做帆船生意做成了大商人。贺仁菴的父亲贺金锟则是大名鼎鼎的日照石臼所“福春行”商号创始人，同时经营大宗粮食、油料等，被时人称为日照首富。

　　1925年，38岁的贺仁菴引进国外先进的蒸汽机轮，成立“长记船行”，陆续购买了长春、亨春等大型轮船。之后，贺仁菴一直在青岛活动，并成立长记轮船公司，北起营口南到台湾，多地都建有他的分公司，业务遍及东部沿海，他的公司被称为“华北第一船行”，他本人也被称为“华北船王”。“当时我们老家所在的石臼所是个很小的地方，沿海雾比较大，暗礁很多，轮船航行有不小的风险。为此，我父亲曾经向国民政府提议在石臼所修建灯塔，但并没人理会。后来，1930年时，我父亲出资修建了高有五层的石臼所灯塔，用的是日照本地产的花岗岩，请的灯塔管理者是英国人。”贺郁芬说。石臼所的灯塔建成后，远在14海里之外的轮船都能看到其灯光，为大量的航海者指明了方向。后来经过战火洗礼、社会变迁，如今的石臼所灯塔只剩下了四层。“围绕着修灯塔，我父亲和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青岛市市长成了不错的朋友。”贺郁芬说。

　　为抗战凿沉七艘巨轮

　　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驻扎在上海的日军准备通过海路进犯山东半岛。“1938年8月，眼看着日军要在青岛登陆，沈鸿烈命令所有在胶州湾靠泊的船只沉入胶州湾航道，我父亲将公司的七艘大型轮船全部凿沉在胶州湾。而这也的确延缓了日军登陆的时间。”贺郁芬说，“直到1938年的正月，日军才坐着小舢板从栈桥附近的浅海登陆，因为胶州湾的沉船的确阻滞了日军的登陆时间。”事实上，在贺仁菴凿沉自己公司的船之后的一月内，日军就把他的沉船打捞出水。“在凿沉船之前，有的商人朋友跟我父亲说，战争和商人无关，别把自己的老本赔进去。可我父亲并没听，而且事后也从没后悔过。”贺郁芬说。

　　日军登陆受到阻滞，贺仁菴也不敢在青岛居住，他带着全家离开了青岛馆陶路15号的住址，回到了日照老家躲避。不久后，日军在日照找到了贺仁菴，并请其出山任“滨海地区总司令”，看上的正是贺仁菴在当地的声望。“我父亲对前来邀请的日军说，如果你们看上的是我的声望，那么我当了这个总司令后，就毫无声望可言。于是回绝了日军的邀请，而这也让日本人气坏了。”贺郁芬说。

　　恼羞成怒的日军把贺仁菴抓起来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早些年，我父亲曾救过一个朱姓土匪的命。当他知道我父亲身处危难中，就把我父亲救了出来。我父亲随后跑到了诸城一带的沂蒙山区活动，并出资组织了一个300多人的队伍抗日。”贺郁芬说。

　　倾家荡产并不后悔

　　把公司最好的轮船都凿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处于危难中但仍不忘出钱出力抗日，贺仁菴从没后悔过，他的德行颇受时人敬仰。为此，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一度邀请贺仁菴任政府参议。

　　抗战胜利后，贺仁菴的生意重新开始，再次把轮船公司经营的风生水起，1946年时，公司还发行了股票，市值一度达到96万美金。“1946年的96万美金是很大一笔钱了，这也是他人生事业的第二个高峰。”贺郁芬说。

　　青岛解放前夕，贺仁菴的轮船公司把大量的山东特产运往台湾，以换取当时比较紧俏的煤。“从台湾出发准备返航青岛时得知，国民党的军队已从青岛败退，轮船也无法回到青岛了。”贺郁芬说。这之后，贺仁菴带着美金和仅剩的五条船来到台湾，但却被国民党军队百般刁难、敲诈，轮船也被无偿征用，不出几年，贺仁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又化为乌有。

　　“国民政府承认我父亲的功劳，但一分钱也不肯赔偿。我家拿着当年沈鸿烈给我父亲开的抗战功劳证明向国民政府索赔，但一直也没结果。这次我捐献给山东博物馆的，就是当年标记有我父亲沉船位置的旧海图和沈鸿烈签字的证明。”贺郁芬说，“但我的父亲却从没因为全力支援抗战而后悔过，他是一名爱国商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我为此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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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印刷品暴露对侵略罪行的粉饰

　　在许伯夷捐赠的日军印刷品中，有一组名为《支那动乱》的照片，清楚展示了日军为自己侵略行为的粉饰。在《济南市街战中的日军防备》　照片中，日军厚颜无耻地宣称：“五月三日蒋介石所部贺耀祖军在济南城里杀掠日本人”“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保护住了日本人的财产安全”。在另一幅名为《撤离济南，撤退至泰安的南军（指国民革命军——编者注）》中，日军宣称“南军于8日发动了攻击”“日军作出了激战的悲壮决定”。日军罔顾事实的宣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舆论的部分状况，对于二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