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俘虏获优待后被感化 加入八路军英勇抗战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八路军是咱中国老百姓的子弟兵。

　　没错，但您听说过八路军中也有“日本兵”吗？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来自延安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学制从半年到三年不等，没有固定的毕业时间，开学典礼定在5月15日。它与一般学校的最大不同在于学员全是日军俘虏。

　　在成为“鬼子兵”前，他们曾经是日本的工人、农民、商人，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荼毒后，背井离乡，奔赴中国战场，充当日本法西斯战争的“炮灰”而不自觉。在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中，他们为中国军队所俘虏。

　　他们原以为，就像长官说的那样，自己会被“八路”残酷虐杀，却意外地迎来了涅槃新生——日本工农学校给予战俘生活上的优待、政治上的民主，并扭转了他们的思想。“鬼子兵”逐渐蜕变成“八路军中的日本部队”。

　　于是，他们不仅积极地到前线喊话、向自己的同胞宣传反战思想，而且到红色革命根据地创立反战组织，与我军协同抵御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甚至重伤不下火线，壮烈牺牲。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毛泽东同志赋予的重托——“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连一辆汽车、火车都没有，是多么落后啊！……只用下等武器作战的八路军，能够战胜日军吗？和吃鸟食(小米、玉米、豆子等)的八路军，能够一块生活吗？……每天我们只是觉得过着暗淡的生活，没有一线光明。做了俘虏，是多么可悲啊！再没有脸见故乡的父母兄弟了，我们是如何不幸啊！”

　　1941年3月15日，日本战俘大山光美在延安写下《我们十四个日本人怎样到延安来的》，讲述他与梅田、重田、大森、山中等如何从“百团大战”战场来到延安的曲折经过，该文刊发在《解放日报》1942年4月6日第二版上。

　　大山在文中写道：“在移动中，对于八路军，最初也有这样的心情：‘我们是俘虏啊！不管说什么甜言蜜语，都是胡说！反正我们是懦弱者，随你们摆布还不成吗？’……至于队长对我们则非常关心，凡我们的要求，不管怎样总满口应承。对于生活改善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当到了某一部队时，八路军即向我们道着‘辛苦了！’并且替我们腾让房屋，以实际行动和事实来迎接我们，优待我们，教育我们。对于这，就是再糊涂的人也要感激涕零的，决不愿再做坏事情了。”

　　抗拒 在山顶“纪念”日本天皇

　　“不要落后于前面的部队啊！全体都极度紧张起来，以急行军的速度，凶猛而匆忙地快步前进！视力只能看3米多……9时前，来到了铁路线的最近处，等着8时50分的火车通过。……万一日军知道了，不出来袭击吗？”大山光美在文中记录自己跟随八路军第三次试图穿越同蒲铁路共赴延安的情景，“正在通过一个桥梁，那桥梁离日军的警备队只有一里多，若被发现，一定会被袭击的。……然而，回头一想，日军就是发觉了，对于这样大的部队，也说不定连声都不敢作呢。现在我们是逐渐地远离那危险的区域。”

　　大山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源于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党风与廉政》杂志主编刘风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期间，曾研究过日本工农学校。她说，红军初创时，就提出了自己的俘虏政策。1931年前后，俘虏政策已形成多项内容，包括：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医治伤病员，生活上优待；愿留者，分配适当工作；愿去者，经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之等等。

　　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忠全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25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签发《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伴随着被俘日本兵越来越多，俘虏政策也由优待释放转向教育感化。1940年6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处，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

　　实际上，留下的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期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即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务是改造日本战俘，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军队进行政治宣传。

　　学员多是被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少数是受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之所以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与当时的学员职业有关，他们参战前主要是工农劳苦大众。从文化程度上看，以小学、高小为主，也有少数大专毕业或肄业者。据1944年6月19日《新华日报》记载：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53.8%为工人、16.9%为店员、13.8%为农民、12.3%为职员、3%为商人；文化程度：小学12.4%，高小66.1%，中学15.4%，专门学校4.6%，还有大学肄学1.5%。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该校的校训为“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

　　不过，这些战俘一开始怀着盲目的敌对情绪，甚至以暴力方式伤害救助人员。平型关战役中，有个日本兵受了重伤，八路军战士替其包扎，却被他咬掉了耳朵。有个日本俘虏在医生替他换药时，趁医生不备，竟用小刀将医生杀害。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们野蛮，你们医好我以后，还要割我的头，让我不能再转世，为什么不枪毙我？”

　　“有的日本兵颐指气使，很是嚣张，还给八路军写条子道：‘命令，皇军要吃鸡子，着即送鸡子两只。此令’，以示轻蔑。”刘风梅颇为愤慨地说。

　　1940年11月3日，日本纪念天皇诞辰的日子，6名日本学员偷偷爬上延安的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将学校的教育看成是“赤化”他们，“利用”他们来反对日本。因此，他们对学习始终心怀戒备。一到上课时间，就寻找各种借口逃避现实，或者装疯卖傻，或者捣乱破坏，或者绝食抗议。

　　蜕变 决心和八路军肩并肩战斗

　　即便如此，八路军仍积极帮助这些战俘，消除他们敌对情绪。

　　刘风梅介绍，在精神上，我方尊重日军战俘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员，而是用赤诚的阶级友谊，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思想的毒素，逐渐将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

　　尤为突出的是，在生活上，日本战俘在学校享受到同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等外国友人同级的优待。例如，第一个月份发放津贴费5元，配备被毡、鞋袜、手巾、肥皂、牙刷、衣裤等物品。每隔4个月，还补充一次鞋袜、牙刷、手巾、肥皂等。

　　当时，八路军月津贴分为五等，即士兵1.5元、排级干部2元、连级干部3元、营团级干部4元、师级以上干部均为5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全部按连级供给每月3元的津贴。伙食上，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供每人每月猪肉大秤一斤、面10斤，如遇年节或日本重要节日，发给一定的会餐费。从1944年12月11日到20日的食谱看，日本工农学校的主食是白面馒头，副食：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且餐餐有肉。这在当时，大大超出了八路军一般战士的生活水准。

　　李忠全补充道，除了生活上的优待，还有政治上的优待。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议员选举，要求从日本工农学校、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四校中选取一人为边区参议会议员。结果，鲁艺的周杨当选，日本工农学校的候选人森健名列第二。作为特例，森健被吸收为边区参议员。同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男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