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家朱九思：曾给邓小平写信 谏言高教改革

　　1949年朱九思与妻女在长沙（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屈建成 实习生余丹 曲艺

　　为“挖”来一个人才

　　专门建一个实验室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原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梅世炎回忆，在对待人才问题上，朱老事必躬亲，精诚之至。甚至是为了引进一个人，不惜在喻家山人防洞专门建一个实验室。为了挖人才，朱九思可谓费尽心思。

　　1974年至1984年，梅世炎在教务处负责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广集人”是学校当时的发展策略。他说，为了筹建建筑学专业，朱老真是煞费苦心。他首先从外单位将黄兰谷挖来作为学科带头人，后来又诚聘黄康宇、蔡德壮和张良皋任兼职教授。有几次朱老还带着他去黄康宇家看望和拜年。

　　徐利治是吉林大学的著名教授、数学家，在文革中受冲击很大。徐利治早年在西南联大由曾任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的洪德铭介绍入党。梅世炎揣测，朱老大概是通过洪德铭认识了他。徐利治第一次来汉时，洪德铭陪九思到车站接车，梅世炎陪同前往。然后他们一起到洪德铭家里吃便饭、拉家常、忆往昔，最后再把徐利治接到学校来。

　　梅世炎说，还有一个人是值得说一说的，那就是陈应天。陈应天是中国科大严济慈的弟子，是研究引力理论的。因为家庭关系，陈应天毕业后和妻子王勤一起分配到山东聊城一个机械厂当车工。朱老和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树仁指示人事处，要千方百计地将陈应天夫妇挖来。

　　一天晚上，朱老在老招待所召集会议，梅世炎也参加了。朱老说，我们引进人才就是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引进陈应天就要为他建引力实验室。建引力实验室谈何容易。首先就是要求环境条件得达到隔音防震。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确定把引力实验室建在喻家山人防洞里。“在当时，我们作为工学院居然要建一个理科大学也难建成的引力实验室，真让大家大吃一惊。九思却说，我们要感情留人，也要待遇留人，但最重要的还是事业留人。”

　　闻过即改

　　勇于接受下属批评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老报人钱文霖与朱九思有相当长的交集。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朱老从谏如流，并且勇于接受下属的批评。

　　1979年11月至1999年3月，钱文霖在学报（《华中工学院学报》《华中理工大学学报》）工作。

　　为吸引全国学者，朱九思为学报向两位名家约了稿，学报却未刊发。校长火了，一纸问责：“那两篇文章为何不发？”钱文霖将来稿及审稿意见一并报送。原来审稿意见指出：来稿都是作者已发表过的成果，无新意。且看校长如何处理：“退老钱（处理）。”就这么简单。

　　在写学报半年小结时，钱文霖笔锋一转，明目张胆地要权：领导关心的是办刊方向，而不是具体发哪篇稿。如此大胆，有些同事很是替钱文霖着急。没想到的是，结果朱九思给学报写了大段好评。从此，学报有了对稿件的自主裁量权，这对办刊太珍贵了。

　　三封长信

　　病床上依然关心教育问题

　　在朱九思百年人生中，写信无数，但有三封信弥足珍贵，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注定会留下一笔。

　　朱九思给邓小平“越级”写信，谏言高教改革，这早成了华中科技大学的经典故事。那是他写的第一封重要的信。

　　那是1977年，当时主政华中工学院的朱老在信中主要提了三件事，一是要加强重点高校的作用，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实现理工结合，三是要发展研究生工作。这些建议现在看来虽然平常，但是那是在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作为高校的一把手，这样直接上书，要冒很大的风险。

　　第二封信则写于2009年8月。那一年，朱九思已经93岁，病中的他，依然挂念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封写给刘延东同志的信，是关于文理分科的。在信中，朱九思表达了对文理分科的担忧。他说，大概是在“文革”之后，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才开始出现普通高中文理分科，这种做法在普通高中逐步扩大，时间长了，似乎形成了一种“制度”；大学统考也跟着分科，真是害人不浅。

　　朱九思建议国家应尽快取消高中阶段的分科教学制度，取消高考实行文理分科的考试制度。他认为，教育部应该利用这一次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机会，取消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制度。

　　第三封则写于2012年2月，写给袁贵仁的这封信，则谈了大学主要领导人的任期问题，认为任期过短，不利于大学的可持续和稳定发展，无法检验教学理念是否正确，也无法落实他们制定的学校长远的战略规划。他建议实行弹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