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老兵忆对日情报战：以学生的身份收集情报

　　王东儒不时沉思,回忆勾起他对情报战中牺牲的先烈们的追思。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摄

　　1940年冬,日本侵略者以5万人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军区则在日寇发号施令的中枢济南,开展了一场情报战。

　　没有正面战场的轰轰烈烈,也看不到奋勇杀敌的个人英雄。在没有硝烟的谍报潜伏战里,所有人都默默无闻地存在着。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　　　　　　

　　想当八路军却成了“特务”

　　5月3日,济南舜耕中学对面的一处民居里,88岁的王东儒拿出自己10年前写的一本回忆录。对这位老人来说,10年前还记忆犹新的往事,如今已成支离破碎的片段。

　　“打鬼子的时候我还小,不过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王东儒一边对我们说着,一边卷起左腿裤脚,腿上的静脉曲张非常明显,蜿蜒的血管记录了老人70年前那段神秘的人生。

　　到底有多么神秘?

　　老人摇了摇手,脸上的笑容舒展开来。他告诉我们,自己当时是一位情报人员,如今看来,神秘或许只是因为当时他的身份需要保密。　

　　那一年,他17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潜伏会”。

　　王东儒的老家在济南南部的杨而庄。每天,王东儒都在私塾里跟着一位晚清秀才学习“四书”、“五经”。老师已有73岁高龄,对里面的章节张口就来。

　　有一次,两个八路军来到私塾。因为两个人经常到附近村里来,王东儒一眼认出了他们,“李子亭和黄玉祥。”

　　李子亭和黄玉祥此行是号召广大青年和学生踊跃参加八路军。

　　站在老秀才的三尺讲台前,二人对学生们说:“在国破家亡、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样能打日本鬼子吗?能治国吗?”

　　于是,思想进步的学生互相串连,很快形成了参军热潮,十几个人的学校,先后有7个同学参加了八路军。

　　王东儒参加了“潜伏会”,会长叫王均。

　　“平时没有任务的时候,该上学的上学,要潜伏起来,避免被人发现自己是搞情报的。一旦接到任务,就以学生的身份,去收集所需的情报。”这就是王东儒的“潜伏”任务。

　　王均是谁?

　　1940年冬,日本侵略者以5万人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名为“铁壁合围”,进行“梳篦式扫荡”。为此,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在日寇发号施令的中枢济南,成立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济南、张店、泰安三个城市和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简称“济、张、泰情报站”。

　　“王均”是化名,真名叫牛瑞符,时任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起初,王均手底下只有3个人,在历城南部山区周围活动。

　　在历城南部山区,日军、伪军对这里控制极严,以仲宫为主,在西营、柳埠、桃科、高而等地设有据点,区乡均设有伪政权,村设有保甲长。长清县张夏车站的鬼子经常与仲宫的鬼子来往,在桃科挖掘镍矿。

　　这里山高谷深,小山村五六户人家,大村也不过几十户。鬼子三天两头扫荡,很多人受生活所迫去济南谋生。

　　在王均看来,给日军、汉奸干活的有些人,“只要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就有可能转化过来为我所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均认识了打铁壶、炉筒子的手艺人姜仲三。他之前在哈尔滨、济南做工混饭吃,在济南铁路大厂也有不少朋友。

　　王均发展姜仲三为“下线”,让他在济南铁路大厂发展情报关系。铁路大厂动力车间有个技术员叫王印增,不久后,王均便约王印增到姜仲三家里见了面。

　　“当时,上级指示要拿到济南车站和铁路大厂的平面图,要求把明显的目标画出来。”如今,王东儒对我们揭开了当年的这个秘密。

　　王印增和姜仲三接受任务后,及时完成了平面图的绘制。当时,国共正团结抗战,不到半月,空军飞机就根据平面图的目标轰炸了济南车站和铁路大厂,动力车间被炸得尤为厉害。

　　通过不断培养,王均的情报人员越来越多。通过他们,八路军源源不断地获知敌情。

　　1945年,王东儒也从一名初级“潜伏员”成长为情报站人员。

　　神秘的电台

　　1944年2月,山东军区情报处处长邝任农决定在济南地区建立电台。

　　王东儒现在再次回忆起“电台”的事情,依然难掩兴奋之情。“就是这部电台,让日本鬼子烦透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建电台的事,是李惠民具体操作的。当时,李惠民正在山东军区司令部轮训队学习,突然被任命为电台台长。

　　脱下军装,李惠民和两位侦察员来到济南南部山区,与王均接头。

　　起初,电台只有1名报务员,以后又派来了译电员。电台工作间选择在离住户较远又比较隐蔽的农具室、牛草屋。午夜发电报,拂晓收拾干净。

　　一发报,王均就帮着架线、警戒。白天活动时,王均穿长袍长衫,打扮成商人,李惠民穿着破棉衣、棉裤,戴一顶破毡帽,背着钱褡子,打扮成小伙计跟在后面。

　　电台建立了三四个月后,济南的日伪军就发现近郊有不明电台在发报,派人暗中查访,并多次出来扫荡搜查。仲宫的日本鬼子也带着伪军多次夜袭柳埠、高而庄、储泉沟等。

　　由于情报站和群众及时通风报信,电台及时转移,没有遭到损失。

　　后经王均等人研究,电台搬到了泰山后山的一个山沟中,这个地方山高沟深,草木丛生,人迹罕至。这里有一个用木架搭起了小棚子,原来是鲁中军区情报组用的。

　　当时只有3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李惠民、宋勤和魏佃三。他们半夜里工作,收发的电报均由魏佃三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去,从未发生过问题。

　　电台的安全问题和日常生活由情报站地下交通员徐文有负责,他在山下租种了庙里和尚的几亩山地,电台的事情连父母和弟弟妹妹都不知道。

　　下大雨就更麻烦,几个人住的是窝棚,外边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只好顶着雨布收发报,不能睡觉就顶着雨布坐着,以免机器和电池受潮。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除王均外,完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并不多。直到上世纪末,依然没有人对这段历史进行挖掘、研究。

　　作为一名参与者、知情者,王东儒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将过去千方百计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成册。这才揭开了这段70年前的机密,以及这场由中共领导的抗战地下谍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