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之女：13岁加入新四军为寻父

　　冯忆罗说，抗战胜利后，父亲将很多战友遗孤接回家住。

　　马继民说，他可以没有大出息，但不能给爷爷杨靖宇抹黑。

　　人物小传

　　冯仲云（1908年—1968年）

　　江苏武进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等。

　　冯忆罗（83岁）

　　冯仲云之女。北京外交学院培养的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国家外国专家局离休干部。

　　1946年4月，在松江省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冯仲云任松江省主席。会上，有代表动议并全体通过为冯仲云做一枚功劳章，以表示对冯仲云14年来与日寇斗争的敬意。冯仲云的儿子冯松光说，这奖章代表着东北人民对抗日联军的热爱和信任，而父亲也一直非常珍惜这枚奖章。

　　14岁前，冯忆罗对父亲冯仲云的印象来自于母亲的描述：很高大，有一米八的个头。

　　她出生的1932年，正是日军加强对东北的残酷统治时期，她的家是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工作站。

　　父亲冯仲云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母亲薛雯负责抄写、传送秘密文件，是中共地下党的内部交通员。

　　冯忆罗两岁那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父母身份暴露，父亲到农村参加抗日游击队。她来不及把父亲的形象刻进记忆，就与出生不久的弟弟被母亲带回江苏老家。之后，弟弟南下没多久夭折。

　　再见父亲，已是十二年后。

　　13岁女儿加入新四军为寻父

　　冯忆罗记得，母亲总是坐在外婆家门外的一条小河边，带她看月亮。对父亲的那种陌生的想念让她忍不住问母亲，“妈，咱们在这边看月亮，爸爸是不是也在看月亮？”

　　母亲不说话。

　　“那时我很想参军，和父亲一样参加抗战。”冯忆罗说，13岁时刚好新四军征兵，她就去报名。

　　当时征兵的同志嫌她年纪小不同意。“我耍赖不肯走。他问我为什么要参军，我坚定地说，参军能打日本鬼子，我爸爸在部队，我还要去找爸爸。”她说。

　　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她和母亲才收到父亲的来信。一年后，母亲带着她北上。在满洲省委办公旧址的楼梯上，父亲往下走，她和妈妈往上走，“我和爸爸都对望着，谁也说不出话，我张着嘴巴怎么都喊不出‘爸爸’两个字。”

　　抗战胜利后家里常住烈士遗孤

　　12年父爱的缺失，并没有让冯忆罗享受重聚后父亲的溺爱。因为父亲太忙，很少有时间呆在家中。

　　冯仲云要忙的事情太多了。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他，始终放不下，那些在东北抗联的老兵们。

　　他总是回忆着抗联的过往，“十四年间，很多人在战斗中牺牲了。但是他们很多人几乎被忘掉了。他们未能亲眼看见盘踞在这十四年的倭寇离开这块土地。甚至于他们死了，连个名也未曾被人得知，想起来是很恸心的事。”

　　冯忆罗说，对于牺牲的抗联英雄烈士，父亲深感活下来的人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重任。为纪念牺牲的烈士，父亲和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周保中提出，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在哈尔滨设立“东北烈士纪念事业管理处”，自此建成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当时很多烈士子弟无家可归，触动了冯仲云，经他提议，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创办了“东北烈士子弟小学”。办学经费以募捐的方式取得，把各地招收的烈士遗孤二三百人集中到了烈士馆左侧的一座白楼。

　　冯仲云还登报寻找当年东北抗联地下交通员李升，把他接到家里住。“父亲让我们叫李升老人爷爷。”冯忆罗说，“我们还和李爷爷拍了全家福。”

　　当年满洲省委交通联络员张宗伟牺牲，抗日胜利后，冯仲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家属。“张宗伟的妻子带着五个孩子，给白俄罗斯人洗衣服，生活极其不易，父亲把他们都接到了我家。”冯忆罗说，父亲还安排张宗伟的儿子入读烈士子弟学校。同时，父亲把很多牺牲战友的孩子接回家来，视如己出。

　　“在哈尔滨住的时候，家里总是有孩子住，最多时有30多个孩子，做饭得用像桶一样的大锅。客厅里都是床铺。”冯仲云的儿子冯松光说，“我们从来没有固定的卧室和床，我有时要和警卫员挤一张床，后来实在没地方了就被送到幼儿园去住，父亲的办公室也只能挪到凉台上。”

　　女儿“接棒”承担关心老战士之责

　　这么多人吃饭开销很大，冯忆罗说，母亲就到处去借钱。即便是后来搬到北京，父亲仍坚持给那些抗联牺牲烈士的家属寄钱，常常手头拮据，“父亲甚至向保育员借钱。最后为了省钱干脆戒了烟。”

　　当时水利电力部了解到冯仲云经常在北京接待东北的抗联老战士，照顾他们的生活，便给了一个特别待遇，在北京招待抗联老兵的一些花销可以到部里报销。冯忆罗说，“当时家里经常借钱，很拮据，但父亲从来没有去报销过，也不允许家人去这样做。”

　　冯忆罗说，父亲对金钱、地位都很淡泊，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我们这些子女对于物质金钱，够用就行，“平平淡淡生活，从来没有觉得父辈是老革命而觉得自己了不起。”

　　冯忆罗的印象中，父亲话不多，但对她要求很严格，让她参加革命的同时，一定要读好书，“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讲大道理，他把探望、照顾牺牲战友家属的任务也让我承担起来，这是最好的传承方式。”

　　父亲去世后，她也像父亲一样，去关心这些抗联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

　　冯忆罗记得父亲当年多次带她去看望“东北抗联吕老妈妈”梁树林。给她讲在1934年冬到1935年春，吕老太太两个儿子、大儿媳在抗日中牺牲的事迹。虽然吕老太太在1983年去世，但冯忆罗始终没有忘记吕老太太的后人。2000年，她回到哈尔滨，找到吕老太太唯一在世的女儿，了解到她的几个孩子都下岗了，在农村生活得很穷困，心痛不已。冯忆罗自己也是工薪阶层，但她每年都寄钱给吕老太太的女儿，直到去年，吕老太太的女儿去世。

　　2000年，她还去探望了很多抗联子弟，组织联谊会。“他们的烈士身份大多没有被承认，很多人下岗，生活艰难，一见面就抱着我哭。”冯忆罗说，在经济上她照顾不过来，“但我们精神上相互鼓励，相互照应。”

　　A14-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