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15岁以死相逼加入新四军 曾被日军搜身

盛林、唐炎夫妇在北京海淀区的家中

　　浙江在线杭州5月28日讯(浙江在线见习记者/胡昕然 首席编辑/赵洁)一个是15岁就参加新四军的上海姑娘，在烽火岁月中成长为坚强的“战地天使”，一个是国防大学高级系毕业的浙江小伙，16岁参军、入党，抗战时期就被评为浙东纵队司令部的模范党员，如今仍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浙东分会会长。

　　2015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浙江在线记者慕名来到新四军老战士盛林、唐炎夫妇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家中。

　　“像我们这样一双健在的革命老同志真的不多了”，89岁的盛林看着身旁的丈夫亦是战友———93岁的唐炎，流露出满满的幸福。

　　午后温暖的阳光里，二老静静地端坐在彼此身旁，记者在此刻按下快门。

　　“哈哈！这张照片把唐炎拍得好！到时候要微信发我呀”，盛林爽朗地大笑起来，一旁的唐炎笑得眉眼弯弯，温柔地看着老伴。

　　谁能想到，眼前这对慈眉善目的老人，十五六岁就加入新四军，将自己全部的青春奉献给了抗日战争。如今时光已过去近80载，但当他们回忆起那段气吞山河的抗日岁月，仍然激动难抑。

　　15岁以死相逼加入新四军

　　盛林老人今年89岁，思维清晰，外向健谈。虽然她已在北京生活60多年，还是一口改不了的上海乡音。

　　1926年，盛林出生于经商之家。彼时外祖父经营的棉货行因大批日货进入被冲垮，家道从此败落。1937年抗战开始，11岁的盛林与家人空手逃到上海租界里。“字画、家具、首饰，什么都没有了，有时候我还要做点针线活补贴家用”。

　　盛林的父亲在她出生那年秘密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但回到家却没有地位。“在我们上海文化里，男人要是不养家、不管家就绝对不行。从小我就不叫他父亲，有时候他回家我都不理他。”

　　终于有一次，盛林开始意识到父亲工作的重要性。当时盛林在租界的家已成为父亲从事救亡工作的联络点，“白天晚上，家里总是来来往往很多人”，“有天夜里，家里突然闯进六七个全副武装佩枪的警察，把我吓哭了。他们冲进来就说要找黄逸峰(苏北联抗司令员)，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连米袋都查了。黄逸峰确实经常来我们家，但是当天恰好他和父亲都不在。”之后，盛林的父亲离开上海，去安徽参加了新四军。

　　盛林在上海培真中学读初一那年，在一位陶老师的指引下，第一次萌发了革命的念头。“陶老师知道我父亲去参加新四军，对我说了一番话触动很大”，盛老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说‘先尽国忠，后尽家孝，忠孝不能两全。你跟随父亲去抗日吧！’”。

　　之后，陶老师介绍盛林读了很多革命书籍，“《大众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还有丁玲、鲁迅、巴金等等的书”，心怀革命之心的盛林去恳求父亲在上海的朋友带她去革命，但都被婉拒了，“跟我说你还小，再等等”。

　　“当时我外祖母一心想我能嫁个有钱丈夫，或者去公司里做个女营业员。”烈性子的盛林哪里肯依，她愤愤地说：“叫我去做花瓶，绝对不可能！”

　　突然，机会来了，盛林得知父亲已从安徽回到上海，就想方设法找到父亲求她带自己去参军。“父亲起初也不答应，但是因为我实在太倔了，他没办法只能答应”。

　　但是过了父亲这关也没用，外祖母一听到女婿要将自己疼爱的盛林带走参军，情急之下跑去警局告盛林的父亲拐小孩。犟脾气的盛林也急了，冲着外祖母喊道：“是我自己要走的，你不让我走我就去自杀！”最终，外祖母只能妥协。

　　讲到这里，坚强的盛老也忍不住红了眼圈。

　　南丁格尔般的战地铁娘子

　　“1941年4月17号，我永远记得那天”。因为那天，盛林如愿加入了新四军第一师一旅政治部的战地服务团，从此展开了自己救死扶伤的一生。

　　“1941年很残酷。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前方新四军作战形势艰难，我们后方医院也很辛苦。”盛林被派到距离前线最近的秦江地区，那里有几十名伤员被安置在老百姓家里等待就医。盛林每天乔装打扮成农妇背着竹篮去老百姓家里为伤员换药，注射药剂。最终，在盛林悉心照料下，几十名重伤伤员全都康复。

　　1942年2月，因表现突出，17岁的盛林被破格批准提前转正入党。

　　1943年3月的，盛林奉命从新四军军部调往浙东纵队，她也因此经历了从军生涯最惊魂的一天。

　　当时其他7名同去的医务员的介绍信都由电报提前发送过去了，只有盛林一人怀揣一封由刘少奇签名的介绍信乘海船上路。“有一天天气晴朗，我晕船吐得一塌糊涂，就躺在甲板上晒太阳。突然，听见一阵滴滴哒哒的汽艇逼近的声音。心里咯噔一下，鬼子来了！”，“当时脑海里全部都是百姓说的鬼子烧杀强奸无恶不作的场景，我当时心都凉了，甚至都想跳船死了算了”。

　　“没多久，一拨全副武装的鬼子就上了我们船，还有随行的几个伪军和翻译”，情急之下，盛林他们谎称是从浦东回宁波老家的。所幸同船的同志都在部队里培训过宁波方言，一时没有露馅。

　　“鬼子将信将疑，开始彻底搜身，管你男的还是女的，衣服裤子全都脱下来搜”，老人说到这里，脸都开始抽搐，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连女同志的月经带都不放过啊！真的恨死了！”

　　“我那封刘少奇签字的介绍信一旦被搜到，全船人哪里还有命！”盛老越说越急促，“还好啊还好，当时大家穿的比较多，介绍信用的宣纸又特别软，缝在棉服内侧，没有被发现。”

　　讲完这段最接近死亡的故事，老人好久才平静下来。

　　在战争的洗礼中，盛林成长为一名和南丁格尔一样的战地铁娘子。她在战场上搭帐篷给伤员做手术，全然不顾随时可能落在头上的炮弹。“尽我所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战地伉俪共建军人之家

　　盛老的丈夫唐炎出院不久，说话还带着一丝沙哑，他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妻子的烽火岁月，说到关键处，时不时点点头表示肯定。

　　唐炎是“皖南事变”幸存者。当时身为新四军教导总队一大队军事教员干事的唐炎和战友们一起，在国民党七个师围剿之下的严峻形势中，成为少数有幸生还的一员。

　　1944年，盛林和唐炎在浙东司令部相识。一个司令部诊所所长，一个作战参谋，同属一个支部。

　　“他当时有点内向，长得不错！”盛林老人谈起和老伴的相识，又笑成一团。

　　“谈这些干嘛！”唐老有点害羞地把头转向一边。

　　1946年，两人双双调回山东新四军教导大队工作后，向组织打了订婚报告。然而，由于两人长期行军作战，婚后一直两地分居。“直到1951年才在南京算有个家”。1959年，两人一起到了北京。唐炎在中央军委国防科委工作，盛林则转业到北京妇产医院担任产科副主任。

　　二老走过了烽火岁月，也孕育出了革命的后代。“一共有4个孩子，3个都当过兵！”盛林老人特别自豪地说。其中，在孙辈里也有让革命老人倍感欣慰的一员， “大女儿的儿子，现在在装甲兵工程学院训练部做参谋，少校军衔，才29岁已经立过两次三等功”。

　　“经过8年抗战的洗礼，我们对于党和部队的感情，没有办法描述。幸福来之不易，我们无愧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