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扬言将重庆从地图上抹去 难童微笑面对轰炸

　　面对镜头，孩子们露出了或稚嫩或羞涩的笑容。70年过去了，照片中的孩童如果还健在，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如果你就在照片中或者知道他们在哪里，请拨打晨报热线966966联系我们。

　　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报道

　　本报一一拍下了这部影片里那些特写镜头中微笑着的孩子们的脸庞，时隔70年，当年不到十岁的他们，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从今日起，本报开始寻找这些照片里的孩子，你们身在何处？过得还好吗？如果你是或者你知道他们在哪里，请拨打晨报热线966966联系我们，我们将进行跟踪采访报道。

　　日本扬言要将重庆从地图上抹去

　　熊熊燃烧的大火占据了银幕的绝大部分，一座座房屋在火焰的肆虐中轰然倒下，人们靠着肩挑手提及人力运送，将灭火的水不断地送到火灾现场，可在冲天的大火中，这样的输送是远远不够的。

　　影片中，摄影师斯科特这样叙述着：“他们见证了自己的城市在轰炸和由此燃烧的大火中经受的苦难，他们的家现在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仅有的财产化为灰烬，亲人或朋友已经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应该大声控诉日本侵略者，看看你们对这里的人们做了些什么？他们虽然在轰炸中幸存下来，但经历了恐怖的绝望。”

　　可就在这些让人恐惧的画面一一闪过银幕，就在斯科特沉痛的解说声还未落音之时，他突然语气一转，这样述说着他对重庆这座战时首都里生活的人们的尊敬：“可你看看这里的人们，他们表现出了惊恐吗？是的，他们经受了苦难，但他们并没有被打败，对于侵略者来说，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是让世界更加仇恨他们。”

　　死难者的遗体、抱着包袱无家可归的人们，满眼的废墟和熊熊燃烧的大火，成为斯科特镜头的焦点。面对这场人为的灾难，重庆人的精神垮掉了吗？斯科特在影片中给出了答案。

　　“不，重庆没有死，城里到处都是废墟，数以千计的遇难者的遗体躺在瓦砾之中，但人们已经开始在废墟中寻找任何有用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或几片废金属，这一天充满了痛苦，但也会有结束的时候。日本人说，他们要把重庆从地图上抹去，或许重庆城遭到了毁灭，但这里的人们会继续活下来，城里的建筑遭到了毁坏，但这里人们的精神不会被打倒。”斯科特这样说。

　　孩子们的笑脸成影片重要聚焦点

　　斯科特的影片，从开始到结尾，孩子们的笑脸是出现得最多的人物特写镜头。

　　在通往重庆的滇缅公路旁，捧着饭碗一边看着镜头哈哈笑着一边使劲刨着饭的孩子；在重庆街头，留着福娃头的孩子冲着镜头不好意思地笑着；坐在干净的课桌旁，一边努力不看镜头，一边却忍不住看着镜头腼腆笑着的女孩；战时儿童保育院里那些失去亲人却努力继续生活着的孩子们……

　　影片中，这些孩子无一例外地面对镜头展露着微笑，仿佛在他们身边爆发的战火并没有出现过。

　　周勇说，这些孩子大多都被当时的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照顾。如果这些孩子躲过了当年的那些轰炸，他们应该已是耄耋老人，这些老人不仅可以作为斯科特纪录片《苦干》的旁证者，也能作为当年轰炸的见证者讲述他们遭遇的故事。

　　斯科特为什么要拍摄这么多孩子的笑脸？在影片中，他是这样解释的：“轰炸并没有击垮他们，这些因轰炸而成为孤儿的孩子们，很快就会穿上干净的衣服，睡在温暖的被窝中。同时，这些孩子被告知，他们今后会有新的生活，他们需要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所建立的新中国，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或许这些孩子还太小，听不懂这些话，但他们在接下来的一生中会记住这一刻以及这些话。”

　　周勇说，在斯科特看来，这些微笑着的孩子不仅见证了重庆人炸不垮的精神，而且他们也成为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轰炸能打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抗战的，他们时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斯科特在影片结尾处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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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儿童保育院 让3万多难童免遭战火涂炭

　　抗战时期，众多儿童流离失所，处境堪忧。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为救助难童而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其在各地建立的保育院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发挥了微薄却影响深远的作用。昨天，曾多年研究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原合川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蒋维彦说，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历时7年多，使3万多名难童得以免遭战火涂炭。

　　政府负担难童全部学习费用

　　保育院接收的保育生一般在初中以下年龄。7岁以下入幼稚班；7岁以上依照普通小学学制，学习6年。小学毕业后，可参加升中学考试。达到标准，即可升入中学继续学习。

　　蒋维彦说，因为国立中学也是由政府负担全部费用，所以保育生大都进入国立中学。也有一些有特长的保育生被陶行知先生挑走，进入育才学校。保育生在这类非国立中学的费用，则继续由保育会负责。进入大学的保育生，则由保育会代为申请国家公费。

　　针对儿童年龄差异和生活中的特点，保育院实行小教初级和高级两级制和一学年三期制，使儿童们六学年的课程四年完成。这样既保证打牢儿童的知识基础，又能提前完成学业，让他们尽快升学或踏上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之路。

　　成立“母亲会”结对分管难童

　　失去或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活，在许多难童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为了安定难童生活、稳定难童情绪，使他们健康成长，保育机构首先发动教职员与难童建立起亲情般的关系，特别对失去父母的难童，给予了亲人般的呵护。

　　蒋维彦说，保育院在开展为难童找亲人的活动之余，还组成“母亲会”、“妈妈协会”，结对分管这些无家可归的难童。保育院还组织儿童和友邻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学业会考，如1944年上学期，璧山大路镇宝光寺的第五保育院高级班儿童与大路乡中心小学高小毕业班的学生就曾一起会考和联欢。

　　同时，所有教职员都做到言传身教，带头同儿童一起开荒种地，养畜孵禽，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