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年前成都已有公共图书馆 馆长皆为一时大家

　　编者按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一日既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忌日，也是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生日和忌日。

　　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一个民族来说，他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作为古来便文化昌盛的蜀地，阅读也是一件传承千年的事。

　　从古时传统的书籍到近代出现的公共图书馆，四川人有怎样的与读书相关的生活 ？ 民 国 时期，大家都喜欢看什么书？本期“蓉城翰墨古来香”就来摆一摆以前的阅读故事。

　　公共图书馆是西学东渐的结果。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设立，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伴随着人们的人文诉求、印刷术将书籍普及到公民社会，和工业社会对掌握知识的人的迫切需要这一系列现象发生。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两州和英国率先立法设立公共图书馆，才有了现代公共图书馆在世界的普及。中国古代有皇家、官府、书院、寺庙和私家藏书楼，等同于西方的图书馆，但晚清前并无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并非公办，而是浙江绍兴士绅徐树兰于清光绪廿六年(1900)筹建的古越藏书楼。这座藏书楼仿照东西各强国公共图书馆制订章程，无偿向社会公众开放书籍借阅。

　　省图最早叫八十松馆

　　与此同时，1900年，傅崇矩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建图书局，内设阅报公所二个，陈列报章六七十种，供众 阅 览 。 傅 崇 矩(1875-1917)字村樵，四川简州人，早期报人兼著述家，其所纂《成都通览》至今畅行于世。此后，重庆、江油、西昌、南充等地，皆有阅报所设立。这些阅报所虽不具备图书馆的规模，但已行公共图书馆之实，具备了公开无偿借阅的特征。

　　清宣统二年(1909年)，清廷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于是年筹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馆。成都华阳人林思进自请出任馆长。省图书馆筹建时，本拟选址成都贡院公堂和清白堂，但没有成功，后来开馆时设在成都少城公园一栋青砖小楼内，因楼前植松八十棵，又名八十松馆。四川省图书馆的创建比最早的湖北省图书馆晚了八年，但同河南、陕西、广东、吉林等多省图书馆差不多同期，且正式开了四川省公共图书馆的先河。

　　民国早期，四川军阀混战，地方经济很难支持公共图书馆营运和服务。民国十六年(1927年)省图书馆终因“省款支绌”，而移交成都代管，次年随成都市政公所改组市政府，更名成都市立图书馆，则实为今日成都图书馆之前身。上世纪30年代后期，省图书馆又重建，因抗战爆发，国内知名学者云集川内，蒋复聪、沈祖荣、刘国钧等大家参与其事，促成省图书馆于民国廿九年(1940年)在前清城守衙门重建开馆，历史学家蒙文通出任馆长。

　　石柱县图书馆是四川第一所县级公共图书馆，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与省图书馆同年；其次是白马寺图书馆，即今泸县图书馆，成立于民国十年(1921年)；而后，各县图书馆陆续设立，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达到建馆的高峰，全省有县图书馆74所。县图书馆一般设在县城关镇，由祠堂、旧庙、学校或老宅屋改作馆舍。此外，成渝两地还有市立图书馆、通俗教育馆图书馆，分分合合，时办时辍，刘文辉主政西康时，也有三所图书馆分置雅安、康定和西昌，分别为今雅安市图书馆、甘孜州图书馆和西昌市图书馆的前身。

　　馆长皆为一时大家

　　四川早期的公共图书馆，多由名流学者出任馆长，前述省图书馆馆长林思进、蒙文通，皆为名重一时的大家。林思进与当时的赵熙等齐名，著作有《清寂堂诗集》《清寂堂文录》《吴游录》《华阳县志》和一些文论。

　　林思进在首任馆长任上拟订《四川省图书馆章程》，接收清提学衙门学务局藏书，又广采海内官本私刻及西文典籍，得书二十万卷，编撰书目十五卷并序，那篇序可谓是当时办图书馆的一个诠释。

　　蒙文通任上九年，办《图书集刊》九期登载国学文章，内有廖平、刘咸炘等人遗著。蒙文通还率图书馆同人校勘精印《成玄英老子义疏》《李荣老子注》，亲为二书撰写叙录和跋，也载于此刊。

　　1949年4月蒙文通去职，做过成都市长的乔诚接任馆长，据传临近解放，乔诚拟借此淡化其行政影响。(乔诚也任过省教育厅秘书，商于蒙文通应不是难事。)早年短期出任过馆长的还有祝彦和、杜刚伯、颜仲齐，也都是以治经史等见长的学者。

　　即使县图书馆馆长，也不乏名重一时之人。1928年万县公立图书馆创立，教育家李寰任馆长，该馆所编《万县图书馆概要》，有胡适题写书名并多位名流题字，蔡元培题：多文为富。可见当时公共图书馆为士人所重。

　　当时就有巡回书展

　　四川早期的图书馆，也出过专门的图书馆学家。1922年，吴玉章任成都高师校长之时，从外省聘来穆耀枢作明远图书馆馆长，此人深谙现代图书馆专门学问。

　　穆实为浙江宁波人士客居成都，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土木工科，接受过现代图书馆学培训，穆耀枢来川两年，因吴玉章辞去校长职务，也随同去职，但随即发表《改良中国图书馆管见》，写入他在明远图书馆两年的经验和构想，倡导学校图书馆服务于社会，以期有利于开通社会风气。

　　之后，他一边参与图书馆的实践活动，一边撰写《图书馆运动》《两年来之四川图书馆事业》《图书馆通论》等专著，或先在报刊上发表，再成书出版。他在成都的学校和各图书馆组织读书会，频繁演讲，传播图书馆思想，并在成都陕西街岱庙设立图书馆学校，组织图书馆员培训。

　　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自西方传入，当时知晓与研究者甚少，在中国尚未普及这类知识，而穆氏讲授的内容多有可取之处，在四川图书馆界起到发凡起例，一代宗师的作用。

　　图书馆实践方面，应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吴作孚之请，他曾筹办成都通俗图书馆于少城公园，创办草堂图书馆和四川女子图书馆。他办图书馆不仅提供一般的借阅服务，还开设儿童阅览室，巡回图书展，吸引和扩大来图书馆阅读人员，每天来图书馆阅读人员达到二千余人(当时成都人口约三十万人)。

　　他办女子图书馆，提供女性阅读用书，如烹调、家政、育儿方面的书刊。他倡行设立更多的图书馆，发起一场“图书馆运动”。他认为办图书馆关系到“人民知识”、“国家文化”、社会“进步之希望”，“今日尤应举行者，即图书馆运动是已。”时至今日，这些思想观念仍不过时。

　　穆耀枢在四川的图书馆活动，却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悲剧结束。他因组织女子读书会时与一军阀姨太相恋，军阀发现后设计在成都春熙路一咖啡馆内将其捕获，诬其征集办图书馆募捐是“以办图书馆之名聚财贪污”，还“倡导邪说，引诱男女青年”而“有伤风化”，遂由邓锡侯部周绍芝旅派队一连，绑缚至春熙路中山纪念碑侧处决。这又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的黑暗。惟其如此，他为之奋斗的图书馆事业，如今更加引人注目。 文/图王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