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特曾参与苏联卫国战争:-40℃挖战壕手出血
昨天的颁奖章仪式上,李特特将三枚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章挂在胸前 摄/法制晚报记者 吴海浪
李特特
中共领导人李富春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的独生女,1924年出生在巴黎,1940年进入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俄语名罗莎(意为玫瑰)。1941年,德国攻占苏联,李特特前往战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1944年,李特特考入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并于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农业,至1952年毕业归国。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秀晨)
16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一年后德军突袭苏联 护理伤员收集残肢 李特特老人接受本报专访 回忆战时经历称“这不是伟大,是生死斗争”——
-40℃挖战壕 “一镐下去就一白点”
开栏语
喀秋莎是一位美丽的姑娘。
喀秋莎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歌。
喀秋莎是一种致命武器。
70年前,中国、苏联(俄罗斯)分别在欧亚战场抗击强虏,遥相呼应;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于是,不少中国人亲身参加了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的无数次战役。
于是,许多中国人知道了喀秋莎。
寒来暑往,英雄寥落。
但他们的故事会像《喀秋莎》一样永远传唱下去。
因为,这是一场人类必须记住的战争。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歌声。
木人
专题预告
印记二
含在舌头下的
列宁徽章
印记三
穿越5000公里的
一封家书
印记四
一本珍藏70年的
泛黄相册
印记五
毛泽东给儿子们的
慰问信
印记六
一张战争前夕的
少先队合影
印记七
新中国颁发的
光荣纪念证
印记壹 十年三枚纪念章
70多年前,当硝烟弥漫在莫斯科郊外时,无数个晚上,奋战在那里的人们都在零下40℃的酷寒中以一腔热血守护着他们所在的城市和信念——抵抗法西斯,捍卫共产国际。这其中就有当时年仅17岁的李特特。
李特特老人的父亲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母亲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领导人蔡畅,舅舅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她曾于1940年到苏联学习生活,当时还是个孩子,但此后经历的却是极寒的痛苦和战争的考验。
《法制晚报》记者日前专访已91岁高龄的李特特老人,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幸福生活到战争爆发后、护理伤员的艰辛,老人仍然对那个时空下,零下40℃的冰冷土壤记忆犹新。
李特特坦言,自己彻骨痛恨破坏了原本和平环境的法西斯侵略者,也时常会惦记当年在苏联结识的老朋友。
幸福时光
16岁走进国际儿童院 曾与毛岸英是同班同学
1919年,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很多进步青年选择了赴法勤工俭学。那一年的12月25日,上海黄浦江畔启程的邮船上就有李特特的母亲蔡畅、她的外婆葛健豪以及舅妈向警予。
1924年初,李特特出生在巴黎。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紧密相连。1924年底,党组织决定派李富春和蔡畅等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未满周岁的李特特由外婆带着回到了祖国。次年,李特特的父母从苏联回国。
1931年,蔡畅又被迫转移到苏联。几经辗转,李特特终于在1938年的秋天到了苏联,在那里见到阔别已久的妈妈。1940年,她走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个时至今日,聊起来依然感叹“幸福”的地方。
时至今日,李特特老人仍然记得在伊万诺沃“有水果和牛奶,有人照顾的日子”。
上世纪30至50年代,很多中国革命者的子女都曾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因此,到了苏联后,李特特交了很多朋友,班里还包括毛岸英等人。尽管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老人对这些朋友的名字已经有些模糊,但是她说,那时每个班里有二三十个孩子,“苏联的、中国的、巴西的,还有西班牙的等等。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巴西女孩,叫弗尔南多。”
聊起这群朋友,老人突然眉头紧皱。自回国之后,这些朋友们便断了联系,“我很想她们。”李特特说。
战争来临
菜园喇叭突传德军逼近 投入4年战斗行列
好景不长,李特特在苏联的幸福日子仅持续了一年。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袭苏联。
一天,孩子们正在国际儿童院的菜园里干农活,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了急切的声音:“德国法西斯已经到了白俄罗斯边境!”李特特和伙伴们都被惊呆了。
“当战争来临,一下子就摧毁了一切的美好。”老人感慨道。当时苏联有人在红场播音说“战争来了!”热血的苏联男人们因此冲上前线,“(他们)打仗没的说。”
当时年仅17岁的李特特虽然还是个学生,但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还是投入到了长达4年的战斗行列。当时生活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与苏联军队和人民一起保卫苏联,参加战争后勤工作。
由于年代久远,还有些训练细节老人已然有些记不清了,但当老人抬手轻揉眼睛时,年老的手掌纹里,或许还深深地埋藏着当年握枪留下的印记。
最深记忆
零下40℃挖战壕 手套上渗出鲜血
“那个时候温度很低,零下40℃,特别冷。”这是老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几乎每次说“零下40℃”,她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说的,缓慢而有力量。
李特特提供的一个细节可以佐证那时高寒地区的这种恶劣环境:“甚至有一种说法,从西到东进攻的德国兵后来败退也有被冻跑的因素。听过很多人说,1942年那年,苏联真的很冷。”
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温下,李特特竟然挖了好几个月的战壕。德军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的时候,李特特和战友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离莫斯科西南60公里的地方修筑防御工事,每人每天必须挖2立方米大小的战壕。“天冷,地可硬了。挖战壕时,一镐下去,地上就只有一个白点儿。”老人回忆说。李特特和战友每天有定额的工作量,在冰冻的环境里,一镐砸下去,双手就被震出了血口子,手套上也曾渗出鲜血。讲到这里,老人的眉头再次皱起。
在这样的环境里,萌生退意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人激动地说:“当时我从未想过不干了。”
为前线伤员包扎 几乎没时间睡觉
当记者问及她当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还做过什么,老人眼中出现一丝闪光。李特特对法晚记者说,“我还当过护士!”端坐在沙发上的老人一下精神了许多,边用手比划着边说,“那些前线退下来的伤员太惨了!”
前线的炮火从不留情,无数的战士因此负伤。李特特被安排到伤兵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当时的医院里,空气中的腐臭味熏人,虽然想吐但胃里没有东西。
“有的士兵已经失去了手臂,腿也被炸断了,只剩下一个躯干。”老人对记者用手比划着说。
“您当时害怕吗?”记者问。“怕!怎么能不怕?”这时老人声音有些发颤。然而,同情和信念战胜了一切恐惧,面对这些曾拼杀在前线的伤员,李特特和同伴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用尽全力挽回他们的生命。
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对血淋淋的残破肢体,当年的李特特和那些年轻人不停地运送、包扎伤员,如果能因为她们跟时间的赛跑拯救一个生命,疲惫和恐惧自然就被她们抛到脑后了。
老人回忆说,除了这些,她还给战士们缝过衣服、被子和鞋。大量的工作常常让人感到异常紧张,这让她们几乎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她记得,“这种日子持续了很久。”
被子被冻在墙上 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
在本就极为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寒冷一直伴随着李特特。老人回忆说:“当时我们就睡在挖的战壕里,虽然盖着一床很厚的被子,但还是很难入睡。”“冷啊!”老人口中再次重复着“零下40℃”。无疑,连空气都几近被冰封的恶劣环境让她印象极深。
睡不好,吃得也很差。老人说,“只有黑面包吃,一天就两三块儿。”她对记者比划出一个不大的圆形,形容那会儿每人配给的微乎其微的食物。“不好吃,也不够吃。”老人感叹,“那会儿真的是饿啊。”
“那穿的呢?”记者问起,老人说,当年她们穿着苏联那边的长裙,里面再穿一条裤子。上身是大棉衣,再用一根绳子扎起来。即使把所有的衣服都穿起来,依然难抵当时的酷寒。
1942年冬天,李特特与同学轮班,暂时回到宿舍过夜,但由于供暖条件差,宿舍的墙上经常结两指厚的冰。有的时候晚上醒来,被子都冻在墙上了。
战争期间,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儿童院的学习生活仍然断断续续地坚持了下来。李特特坚持参与各项支援前线的工作的同时,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冰天雪地里,李特特用蘸水笔写字时,笔尖的墨水都冻了。偶尔写封信,当时的人们都是把笔放到怀里,暖和一下,再写几个字。
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苏联顿巴斯和乌克兰的煤矿被德军占领,他们不得不为了解决能源问题去伐木。李特特也参与过伐木,手上起了泡,流出的血和泥土混在了一起。
因为这种环境里的历练,老人一生不怎么怕冷。年近90岁高龄时,爱美的老人在冬天还是穿着丝袜和裙子。有时在户外,老人也是坚持这么穿。
危急时刻
“莫斯科郊外,德国兵用枪指着我们”
回忆起当时遇到过的危险,李特特说,她曾在莫斯科郊外正面遭遇过德国兵。
老人还能想起那些兵的样子——“他们穿军服,穿得很整齐,相比起来,苏联的将士们就穿得差一些了。”“他们拿着枪指着我们,但是没有开枪。也许是因为看我们都是孩子,不是‘敌人’,就放过我们了。”
“真是恨他们啊,法西斯破坏了本来和平的生活。”老人说,“卫国战争都打到莫斯科郊外了。”
“我还常常见到飞机从头顶飞过,还见过坦克。”老人描述着她记忆中的兵临城下,这也是她记忆中最深处的恐惧。
在老人家里,子女拿出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送给老人的(卫国战争)纪念奖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时的纪念毯和水杯。突然问起来,老人对眼前这些珍贵礼物的印象反倒不如对那几年经历的印象更深刻。
老人说的,应该是战争最激烈的1942年前后。据子女介绍,年逾九旬的老人现在偶尔会记混70年前的时空,但是这些讲述足见她对战争的印象何等深刻。
战后经历
染上伤寒险些丧命 幸得一对苏联夫妇救助
战势趋缓,飞机的轰隆声逐渐减弱。聊完了战场上的经历,老人也显得放松了些。
1944年,一直没有放下学业的李特特曾考上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这是当时苏联最好的工科学府。她曾希望通过努力学习,为将来回国参加建设积累知识。
不过,后来苏联红军向占据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攻击时,她被调入了苏联广播电台,在那儿工作了两年。“让我去是因为我经历了卫国战争,曾经熟悉那些机关枪的操控,目睹伤员的惨状,也挖过战壕。”老人说,她当时负责写文章,也做播音工作。
战争期间痛苦的经历,没因为战争结束而消逝。1947年,战后瘟疫流行,李特特曾一度患上伤寒病。伤寒曾让当年的李特特连日高烧,头痛欲裂。多亏她父母的好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夫妇不顾被传染的危险,及时把她送到莫斯科的高干医院——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对夫妇的救命之恩让李特特感激至今。“在他们家住了有三四个月吧,当时的食物供应是定量的,并不充足,他们都是紧着我先吃,尽可能地照顾我。”老人说。
老人记得,那时自己的不少病友没能被救过来。而李特特的子女也说,经历了这场大病之后,母亲在当时也曾重新学过走路和说话,“长期的卧床让当年的她整个人都瘫软了。”
学成回国
去北大荒开荒种地 离休后专注扶贫
1948年,李特特病愈后转到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当记者问及缘由,老人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而且那时的中国人缺粮食,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农业知识,帮着国家发展农业,种出更多的粮食,不至于让人们再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忍饥挨饿。”
至1952年学成回国,李特特在苏联前后共待了14年,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诉说不尽的困难。老人说,之所以能在艰苦环境下坚持那么久,支撑自己的,是对法西斯侵略的痛恨。她一直记得那些食不果腹、夜不能寐的日子。从抗争到学习,她希望可以让未来的中国不会出现那时目睹的满目疮痍。
“这不是伟大,是生死斗争。”老人表情严肃地说。对于她来说,这并非谦虚之辞,只是一个经历了那些年痛苦的老人最本初的念想。用她的话说,“如果不这样,可能真就活不下去了。”
在苏联长大的人,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的影响。“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保尔也是自己的榜样。”李特特对记者说。
回国后的李特特被分配到农业科学研究院。而她却选择到生产第一线,跟农民打成一片。她主动去了北大荒,开荒种地,建设友谊农场。
在那些住窝棚、吃苞谷的岁月里,她坦言,是卫国战争时锤炼出的坚毅精神让她依然能够坚持下来,以苦为乐。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共向贫困地区捐出过几百万元善款,“我们经历了又饿又冷的年代,不能再让孩子们经历这些,所以我想帮助他们。”她说。
记者手记
当年的烽烟炮火已不再,饥寒交迫已不再。李特特的子女说,老人现在很少回忆这么久远的事了,很少去想战场的情景,只有这次面对本报记者,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在李特特老人的家中,墙上挂着很多照片,其中有她的父母和外婆。她看着墙上的照片说:“这都是我的亲人。”她会常常想念自己的外婆,“在那个没人管我的年代,是外婆把我带大的。我很想她。”
李特特的子女说,这么多年来,也许是因为当年的经历,老人一直很要强,而且非常能吃苦。再加上在苏联接受了那么久的教育,说话行事都很直接,甚至有时会显得稍微不近人情。但是,慢慢地大家了解了,也知道她的诚心,这么多年下来,交了不少好友。
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上面有老人的照片,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下方写着“傲雪凌霜铁骨铮铮”。
这是当年的李特特,也是今天人们认识的李特特。
文/记者 张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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