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训雏形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大家庭
陈 璧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注重家教、家风的养成和传承。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传统风尚,世代相传,绵延不绝,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灵魂的延续。
1 家风随家族产生逐渐形成
家风,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源于古代乡土亲缘社会。从那时起,家族成为构成社会的细胞,家风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条文规定,更成为家族的精神“图腾”。
家风家训的雏形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氏族的族长负责氏族家庭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并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传统习俗的训练来巩固家长的统治。宗族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氏族的遗风,在这一时期,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但它们没有从宗族系统中游离出来,而是依附和隶属于宗族。宗族作为血缘共同体,不但有共同的宗庙、宗邑、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财产。
《礼记·祭统》中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尊祖祭祀活动能够强化同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以便形成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的社会群体心理和观念,维护宗族制,共同保卫宗族的整体利益。这一时期尽管存在个体家庭,但这些个体家庭的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是与整个宗族家长实施的教育一致的,一个宗族的家风家训是统一的。
这一时期和家风培育有关的名人当属伊尹。《墨子·尚贤》说:“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伊尹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他当了商汤的老师,同时兼任汤王子弟的师保,也就是王家的家庭教师。伊尹认为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中培养形成的,所以他十分强调“慎终于始”,也就是说教育要及早进行,并且要有始终如一的持续性,一刻也不能放松。他把王家子弟的家教故事看作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惟天无亲,克敬惟亲。”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顺和亲近。
2 百姓家庭孝道之教最重要
国人家风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化和细化体现,尤其集中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儒道思想,每一种家风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华文化作出了诠释,如很多家风中都包含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也有不少家风遵从道家亲近自然的思想,讲求从容不迫、不慕名利等。
“孝”在中国传统家风中认知度很高,远在周朝时即十分重视社会教化,周公倡导庶民之家进行“彝教”。所谓“彝教”,就是对平民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周公认为平民的家庭教育主要是“明人伦”,其中孝道之教最重要。这对后世的平民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儒教的传播,“孝”渐渐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
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儒教提出“严父慈母”的家风原则。孔子认为,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秩序的建立,伦理是建立在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因此家庭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对国家政治的保障。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睦和巩固,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乃至与家族一脉相关的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所以,孔子强调孝悌之教,重在伦理情感的培养。如儿子当父母在时,不应远游,又如子辈赡养年老的父母,应当把情感的笃真放在首位,不单是让父母衣食有着落,更重要的是使父母感到儿子赡养他们是尽了孝心。所以孔子说孝敬父母在于“色难”,和颜悦色,礼貌恭敬,表里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顺之道。
《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教导学生凡疑难不决之事要请教父母的言论。孔子认为,父母的经验足以指导子辈的行为,父母应当替子女的行为结果负责。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当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带坏。孔子说:“里仁为美。”认为子女的成长与周围的文化道德环境有关系,父母应当注意“居必择邻”,同时对孩子交友也应予以指导。
孔子强调“孝悌”的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教育手段巩固家庭及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完善家庭等级,从而将家庭伦理关系外延到社会人际关系,继而转化至政治道德领域,使国在家的基础上建立统治秩序。
3 书香家庭鼓励子弟多读书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精神,家训也多鼓励子弟读书,然后“学而优则仕”。
《颜氏家训》是公元6世纪后期我国诞生的一部有关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告诫子弟,动乱年代更要学艺读书。“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颜氏家训·教子》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张,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在婴幼儿时及早开始,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等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再施教就困难多了。要求仕宦之家不要溺爱孩子,也不要用粗暴的手段来管制他们,这样的结果是父母丧失威信,也无教育效果。父母应当“威严而有慈”,这样子女畏而生孝。长辈要做子女的示范,一切脏秽之词和粗暴无礼之言禁绝不讲。
历代名臣,几乎没有不注重家风家训的。范仲淹的家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范仲淹字希文,唐代名臣范履冰的后裔。由于他心怀壮志,发奋攻读六经,精通儒经并兼善辞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进士出身。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宋王朝尽心尽职,而且以此作为家教铭训,教育子孙。范仲淹长子纯祐,10岁时即读诸子百家书,文章也写得十分漂亮。为了帮助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办地方官学,范仲淹把纯祐送到州学,让他来作州学生尊师勤学表率,使苏州贵族子弟尽改不尊师教的恶习。
当时,范仲淹在苏州为官,家庭教育的条件自然优越,之所以让儿子入就州学,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革新州学教育,另一方面希望以自己的家教来表正属官。范仲淹的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都因受到良好家教而德才兼备,为众官僚所称道和效仿。尤其是次子纯仁,范仲淹不仅自己着意栽培,而且他还请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精心辅导。纯仁常学至夜分,夏天在帐子内燃灯读书,帐顶被熏成黑色。后来纯仁考取进士,官至丞相,终生继承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德,为世人称誉。 范仲淹以廉洁勤俭、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司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训诫子弟,很多内容是效仿范仲淹家教的。
南宋理学家朱熹世代书香,祖辈多出朝廷命官,不过朱熹出生时家势已渐没落,父亲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朱熹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文化和道德教育。相传他5岁开始读《孝经》,7岁时对八卦的推演很有兴趣,9岁时开始学习圣贤之学,读《孟子》,慨然有奋发立志成为圣贤的抱负。10岁时粗通了《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朱熹父亲朱松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他不仅用儒家经典教导朱熹,而且常对朱熹讲授古今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育和培养他关心民族社稷兴亡的思想。朱熹14岁时,父亲病逝,临终前嘱他去拜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为师。这三人都对二程的理学有相当深的造诣,朱熹在他们三人的精心指导下,学业长进很快,19岁即考取进士,登上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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