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做官：防洪筑堤 赈济灾民 创办医院 开发煤田

　　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于是，人们常常忽视了，恰恰做官是他的主业。他25岁进入官场，最高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最低时，调任琼州别驾移廉州安置，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他的父亲为他取名“轼”，是企望他像“轼”——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即巧为观瞻，确保安稳，处世圆通。然而，苏东坡做不了这样的人。他太有棱角，是非分明，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逐，但最为难得的是，无论担任的职务是高是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都有利益的事情。

　　壹

　　直人苏轼：说真话说实话不怕吃亏

　　苏轼从政为官40年，曾经历过三次大的贬谪生涯，但一直坚持为官以民为本，坚持做人以廉为首，理政以廉为上。他的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苏轼刚做官时，朝廷为了庆祝宋军在北方边疆取得的胜利，宋仁宗下令，宫中要多悬红灯。宫中红灯不够，负责去民间买灯的官吏们强行要求老百姓减价卖灯，弄得京城内外怨声载道。苏轼了解后，在朝堂上当面批评仁宗，说：“战争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庆祝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像现在这种搞法，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失去民心。”仁宗仔细想过后，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下令禁止低价从民间购买红灯，在小范围内搞个庆祝就行了。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就向神宗表示反对让王安石主持大政，认为：“王安石就像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样，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拿国家大事进行赌博。”希望皇帝能注重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保持固定的政治体系。但是，神宗坚持任用王安石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进行全面改革。王安石变法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批官员反对，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神宗皇帝支持的改革派占了上风，司马光等守旧派被贬出京城。苏轼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政策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又有恶吏因缘为奸，因而利民之法变成扰民。这会儿又看到王安石等利用手中的权排挤反对者，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为此也被外贬。宋神宗死，司马光等重揽大权，于是废止新法，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而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又站起来坚决反对，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于是，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可以说苏轼具有这样的精神。

　　贰

　　干员苏轼：苦干+创新为民谋利

　　苏轼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却始终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贬后，仍然专注于为民办实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引洪入黄；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办医院，赈济灾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收养弃儿，检敛饿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他在杭州和徐州的作为最为典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先后两次来杭，分任杭州通判（相当于知州副职）和知州。杭州气候湿润，河流密布，由于贫困和医药匮乏，瘟疫频发。1090年春季，就突发一次疫情，适逢苏东坡任知州，他吩咐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公款白银2000两，又将自己50两黄金捐出，设立病坊，派出官员和医生为患者看病。这所名为安乐坊的免费医院，明显带有民助性质，是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极大关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不久，安乐坊也被朝廷改赐名安济，遂为官办。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任徐州知州后仅三个月，就遇到了一场巨大的水患——黄河决堤，洪水在一月内就先后淹了45个县，毁坏粮田农舍无数。洪水到达徐州城，因被南面的大山挡住，水位迅速升高，水面已高于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徐州城危在旦夕！苏轼遇险不乱，除安排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门外，又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到武卫营动员士兵。他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听后也感动地对部下讲：“太守犹不避塗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士兵们义不容辞上城墙护守。而苏轼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吃住都在城墙上的小棚内，不分昼夜指挥加高加厚城墙的工程，将不断上涨的洪水挡在了城外。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围城45天的洪水终于回归黄河故道，徐州城保住了！但苏轼并未满足现状，而是及时拟好奏章上报朝廷，请求拨款修建防洪外墙。次年二月，皇帝不仅下旨表彰他抗洪保城的大功劳，还拨款3万贯、1800担粮食和7200名民工，批准在城东南修建防洪外墙。

　　苏轼在徐州除了捍水抗旱、劝农耕桑等成就外，还首次成功地开发煤田，这更是他在徐州建树的名垂千秋的历史功绩。徐州蕴藏丰富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任后，派人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五十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田。至今徐州享其利。

　　叁

　　达人苏轼：再苦的日子都能过出滋味

　　苏轼一生，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他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无论是在升官，还是遭降职贬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尤其是在降职贬官时，他也能做到随遇而安。

　　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城东弄到一片坡地，苏轼便开荒种田，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为这块地取名“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敬称为“苏东坡”。

　　在黄州，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篇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品格。

　　绍圣四年（1097），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解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开国后的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肆

　　廉洁苏轼：宁舍“得”而求“道”

　　苏轼曾在京城做官。一次，他的老乡带着厚礼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苏辙帮忙谋个官职。同乡之情不便明伤，苏轼想了想，就讲了个寓言，说是有个很穷的人，去掘伯夷的墓。心里想：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墓里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去掘伯夷的墓定能发个大财。未成想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又岂能如你所愿?”盗墓人就说：“那我就去挖你弟弟叔齐的墓。”伯夷接着说道：“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叔齐就更帮不上忙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都无法徇私帮您啊！老乡听后便知趣地告辞了。苏轼善用寓言既保全了老乡的面子，又巧妙地回绝了老乡的请求，一时传为佳话。

　　北宋都城开封，房地产业也很发达。当时开封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员往来密集，居住问题突出，一些达官贵人为了捞取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在开封买地建房广置产业，除了自家居住之外，多余部分用来出租。《资治通鉴》披露，不少皇亲国戚兼营房产开发，连权高位重的三朝元老夏竦，也投资建造商铺，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古代的房地产开发与今日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专属的建设机构除外，他们在修建宫殿、城墙之后，就转型为中央财政“搞创收”，由朝廷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盖住宅建商铺，盖好后卖给或赁给市民。当然，寸土寸金的开封房价自然贵得出奇。

　　苏轼在都城也算得上是当了多年“高官”，应该“不差钱”，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更甭说花园别墅的“豪宅”了。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他也没钱为他购置新房，最后还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是廉洁自律的“清官”。苏轼胞弟苏辙，也是从政多年的“官员作家”，也买不起房，有他的自嘲诗为证：“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

　　苏轼始终坚持“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操守，对贪污非常痛恨。离任杭州时，苏轼一位挚友送来黄金5两、白银150两作为礼物。盛情难却，苏轼就将这笔礼金转赠安乐坊,用来为贫困人群治病。他曾劝以奢侈闻名、认为奢侈就是“得道”的好友蒲宗孟不要奢侈，并写信道：“闻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劝：一曰慈，一曰俭也。”再比如他脱俗，他做官的态度、做派、方式方法，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他做官是有原则的。他曾为一名考生的一首诗作序道：“‘求官’的目的在于‘得’，否认这点是虚伪的，但‘得’与‘道’发生矛盾时，不要为了得到高官厚禄就放弃自己所学的道。”

　　苏轼之所以生前受到百姓爱戴，死后受到人民纪念，究其原因在于他为官清廉、吏治风清，在于他心怀百姓、务实为民。他怀有强国富民的宏伟抱负，关心民间疾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办实事；他不计荣辱得失，不顾困难压力，不作空论清谈。

　　文/何俊华（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链接· 苏轼名句 总书记爱引用

　　记者梳理《习近平用典》一书发现，习近平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名人是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苏轼，全书收录他引用苏轼的地方达7次。习近平曾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的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他在2014年4月30日《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等讲话和文稿中多次引用此句。他对苏轼的青睐可见一斑。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杨立新说，这段话是《晁错论》的首段，表达的思想是“坐观其变”而不对祸乱采取措施，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习近平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鲜明地指出，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是什么？他概括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而他对苏轼名句的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强调干部要有担当和判断；“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提醒干部要“智者见于未萌”，“对已经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作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指向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易出现的误区“朝令夕改”、“急于求成”、“自以为是”、“眼高手低”；“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