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曾给毛泽东写信 索还四人帮抢走鲁迅手稿

　　■朱钧侃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四人帮”把黑手伸到鲁迅遗著上。1967年春天，戚本禹从文化部抢走鲁迅的手稿和书信手迹。许广平闻讯后，受到很大打击，多次出面交涉，要求如数归还，可是无效。许广平年老多病，患有严重高血压，又气、又急、又恨，忧心如焚，于1968年3月3日，突然发病，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周恩来总理闻讯，先到医院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后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才到医院。江青装样率先发话：“听说这事，心里很难过。我粗心了，没有照顾好她的身体。”她还自我吹嘘：“1936年鲁迅逝世时，我去送葬，走在第一排，有一张照片，可惜后来被偷走了。鲁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在当时是不简单的……”

　　许广平的遗嘱说：“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身体最后也听党的决定。”总理看后表示同意。

　　许广平逝世后，周海婴的心情十分悲痛，索还鲁迅手稿和书信手迹，是妈妈的遗嘱和父亲的至亲好友的强烈要求。他很想索还，可是没有办法。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了毛主席，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

　　怎样写信并送达毛主席？周海婴想到了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同志。“1975年初冬，我去南长街胡乔木同志家中探望他。乔木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桌上一杯清茶，一盘水果，旁边放一把小刀，要吃自己动手，倍感亲切、朴实自然。他向我表达了他对母亲不幸逝世沉痛哀悼，要我节哀。我便乘机向他汇报了我的来意。乔木同志听完我的话后，略加沉思，诚恳地对我说：‘主席前些日子眼睛不好，动了手术后，最近好一点，可以看一些文字了，心情很好。你不妨写封信转上去试试。但是，信要简洁，字要写得清楚一些，大一点。’我急忙问信写好后如何送给毛主席。乔木同志又说：‘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了，这信可请他转，看看会不会有效果。’”

　　乔木同志脑子灵，一转念就想出如此绝妙的主意，海婴说：我哪里有不听的道理。他如此支持我，深深地感激他。从乔木同志处回家后，即抓紧时机和时间，给毛主席写信，经反复修改后，写得又大又清楚后就请乔木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了。

　　海婴说：给毛主席的信一共写了八页纸。主要内容是：首先向毛主席问好。然后报告父亲手稿和书信出版的情况以及母亲的死，诉说对父亲手稿保管和书信出版的不满。海婴说，我是这样写的：

　　如果有人认为鲁迅书信的收信人有的成了坏人，因而不能出，我想这不应成为一个障碍，因为马恩著作中，就有许多马恩写给拉萨尔、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信，并未因此而不出。

　　海婴说：在信中，对“文革”中出版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不完整，提出了意见。还就加强鲁迅手稿和书信的保管和出版、加强鲁迅研究工作，提出了看法和建议。“这封信写于1975年10月28日。没有加封口，仍去南长街乔木同志家中，面交并拜托他转呈邓小平同志，乔木同志真诚地表示抓紧送给小平同志，并要我放心。”

　　没有想到信发出后三天，毛主席就有了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十一月一日周海婴说：这个消息我是从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同志那里得到的。感到振奋人心！可是，张春桥等人竟以“清华大学的事是纲，鲁迅之事是目”为借口，拖延时日，十余天后，才不得不正式传达。

　　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听到传达后，立即找周海婴商量落实毛主席批示，要赶紧拟定方案上报中央。首要问题是建立鲁迅研究室。冶秋同志提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同时将鲁迅纪念馆从属研究室。因此，研究室的领导人级别要高一点，而且要有较高学术水平。他经反复思考，拟请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任研究室主任，较为合适。他还拟了一个十余个工作人员的名单，征求周海婴的意见。他最后说：“这个方案力求详尽完整，无懈可击，然后以文物局名义上报，免得江青他们从中掉花枪做文章。尤其特别防范他们趁机‘掺沙子’，安插人进来。总之一句话，要使他们钻不了空子，更无法推翻。”

　　果然，不到一个月，国家文物局和出版局联名向毛主席呈上落实批示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具体，一是加强鲁迅著作的研究，二是加强鲁迅著作、书信的出版、注释等规划，三是确定鲁迅研究室任务和商定人员名单。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

　　周海婴以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一定可以认真、全面地落实。可事与愿违。“江青一伙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批示阳奉阴违。凡是顺他们意的就夸而大之，立即‘实行’甚至夸大到极端；凡是不配他们‘胃口’，对他们不利的，表面上执行，可实际上消极、拖延、怠工。总之，江青等人对此事百般刁难，竭力干扰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