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之战一镇守将领牺牲后被传成土匪 现成烈士

佟兵一生谨慎，为的是不辱没其父佟麟阁之名。

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一直在为29军的后人奔走，只为大家能抱团聚合。

曾经的29军成员杨云峰演示大刀。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翻拍

　　何玟讲述父亲何基沣1937年率军在卢沟桥奋战的细节。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纪念馆】

　　民间收藏家原启长收藏的29军抗战时所用大刀。驻守卢沟桥的29军，以大刀队威名远播。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听说卢沟桥下的永定河要清理河道，原启长托人现场蹲守，最后发现了一把。

　　【人物小传】

　　李惠兰(83岁)：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1937年时任)的外甥女。曾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佟兵(90岁)：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之子。曾是北京第二人民医院药剂师。

　　何玟(79岁)、何瑗(71岁)，第29军110旅旅长何基沣之后。退休前，何玟是北京东方化工厂工程师。何瑗系北京晨光印刷厂厂长。

　　77年过去了，守卫卢沟桥的29军的后人，也到了白发苍苍的年龄。

　　父辈抗日，血脉相承，这群老人决定以29军后人的名义，做点事情。

　　他们大都活过了父辈离世时的年龄。

　　90岁的佟兵，说起岁数就摇头，他说活了父亲两倍的岁月，却一事无成。

　　佟麟阁1937年7月28日战死时，45岁。

　　83岁的李惠兰，叫宋哲元舅舅。她记忆最深的影像，是宋哲元1937年5月回山东老家。

　　一间房，半间是炕。宋哲元盘腿端坐在大炕的中央，宋家的男孩子一个挨一个地在炕上翻跟头。谁翻不过去，他就抬手扶一把。

　　李惠兰围在一边看热闹。舅舅说，练好了，打鬼子。

　　佩剑将军何基沣的儿子何瑗，说起1937年日本鬼子拔刀，父亲一双豹子眼瞪过去。这个71岁的老印刷工人立刻双目圆睁，活灵活现。

　　29军将领的后人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见了面，他们按照对方在家里的排名，称呼二哥或者大姐。聚时最常提起的依然是29军大刀队和七七事变。

　　一辈子的荣耀。

　　他们想抱团做点事。“就为了抗日烈士”，李惠兰说。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需要对抗的是时间、误解、贫穷还有历史的迷雾。

　　先烈坟冢，以碑为证

　　向心力来自一场危机。

　　遵化县石门镇，一个破败的陵园里，安葬着29军的阵亡官兵。

　　1933年，29军在喜峰口抗击日寇，大刀队夜袭敌营，一战成名。专为此战写的《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传唱南北。

　　李惠兰第一次看到这个墓园时，“心里发疼”。

　　喜峰口之战就地收殓的36麻袋尸骨，葬在一个砖坟里。风吹雨淋，用洋灰抹上的砖缝都已裂开。另外280位阵亡官兵的坟成了平地，长满青草。墓砖大多不知所踪。

　　2008年，看坟的席连生给李惠兰打了个电话。说有开发商看上了这块墓地。

　　后来，开发商也找到了李惠兰，“给烈士们挪挪地方吧？”

　　这块陵园风水好，距离清东陵不过十几公里，有人想建商用的墓地。

　　李惠兰好几天睡不着觉。烈士们连坟头都没有了，尸骨再让铲车给推了？那我们这些人死了还能闭眼吗？

　　她给相熟的几个29军后代打电话，几个老太太第一反应是，到陵园当坐地炮去。

　　坐地炮，耍赖，躺在地上不起来。看谁敢拆。但是，一把年纪能撑几天？

　　一合计，还是找大伙去。北京聚餐，来了三桌。

　　头一晚，赵学芬(赵登禹将军之女)、李惠兰、何玟、冯炳如(冯治安将军之女)订好了计划。

　　在饭桌上一说这事，“炸了锅了”。

　　群情激愤。李惠兰说了她们的主意，趁着开发商没动手，咱们立两块纪念碑。

　　有了碑，他们就有了忌惮。

　　没的说，都同意。一共捐了一万八千块钱。用最好的黑色花岗岩刻的金字。“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立碑人写的是父辈的名字，在一连串著名将领后面，简单地写了两个字——后代。

　　最后刻碑的钱差了2000。准备补上时，刻碑人说，差的钱不要了，我也给烈士们捐一份。

　　席连生刨了坑，稳稳地把这碑立上了。

　　开发商没有再来。

　　2010年清明节后，这些立碑的后人都到了陵园。

　　李惠兰说收了大家的钱，没有收条，“以碑为证”。

　　那天，大家拿着大刀进行曲的歌片放声唱，绕着墓园一遍遍地走。金振中(1937年守卫卢沟桥的营长)的儿子金天愚说，有人流着泪讲自己父亲的故事。

　　其实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但还是愿意听。

　　“没有这些士兵，就没有我们的父亲。”何玟说，遵化这个墓，把零零散散的29军后代慢慢聚集到一起。从上世纪80年代就和他们相熟的原卢沟桥文物所所长郭景兴说，29军是杂牌军，一直在夹缝里长。也因为这缘故，后代反而更有凝聚力。

　　每年，这些后代都会到这里一聚。

　　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聚集慢慢有了回响。

　　29军第二师少尉排长，张华邦。仅存的几块墓碑中的一个。志愿者找到了他的家人，养子张书庚。

　　张华邦死于抗战，却被传成了土匪和反革命。张氏一家在村子里几十年抬不起头。

　　张书庚说他十几岁就找父亲的墓，扒着火车到了北京、石家庄。成年后娶不上媳妇，到了外地成家才回到河南。

　　直到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了墓地的信息，几十年的石头落了地。原来真的是烈士，不是土匪。

　　可惜，没有证明。

　　当地民政局说，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你父亲抗日有功？

　　他辗转找到了李惠兰。

　　第一个电话，张书庚叫完大姐就哭。李惠兰在电话那头也哭，她说我能帮你什么。

　　李惠兰是专门研究七七事变和29军的历史学家。她准备材料花了两个月。她说我要给他一个证明，这是我舅舅手下的排长。

　　两个月，两个人打了不下一百次电话。

　　材料写得很细，张华邦何时参军，参加了什么战争，什么时候提升排长，在哪次战役中牺牲。信封里面装着张华邦坟碑的照片。张书庚看了之后，觉得提气。我父亲是先锋部队，是少尉排长。

　　他说，我能挺起腰杆做人了，谁再说我家出身，我就说，我父亲是先烈。

　　李惠兰没有章，她想了主意，让看墓园的席连生盖了墓园的大红章。她还给张华邦寄去了胡锦涛发给宋哲元的抗日英雄纪念章的复印件。“就盼着地方能好好对待他们”。

　　2014年，柘城民政局给张华邦在当地的烈士陵园立了一块碑，叶落归根。张书庚了了心愿。

　　他每年清明都会给李惠兰打电话。

　　李惠兰习惯了接这类电话。同为第二代的叫她大姐，第三代叫她姑姑。她第一次接到刘锡章(29军军训团副大队长)的孙子刘国华的电话，一听叫她姑姑，她眼泪就往下掉。又一个孩子归队了。

　　29军后代抱团。“父辈的感情在”。

　　做证明人的，不仅仅是李惠兰。

　　1937年之后，29军将士有不同的命运归途。有人死于战场，有人解甲归田。

　　谢世全1937年血战卢沟桥，1941年以师长职务回家务农。解放后，他被枪毙。女儿上访，找到何瑗。十几年前，何瑗的母亲为谢世全写了证明。当地以年代久远，无法查清，维持了原判。

　　何瑗想帮这一家。

　　何瑗会回忆，他的父亲何基沣如何大喊一声，“谢别子，集合”。谢世全团长增援卢沟桥，脱掉上衣，与日寇肉搏。

　　在历史的烟尘里，何瑗也只能再写一纸证明。不管有没有用，他尽一份心力。

　　有我的，就不缺他的

　　“我绝不沾钱。”李惠兰说，在这个小群体里，除了大家集资建碑，再没收过钱。

　　只有一次，她找何瑗商量分工。

　　一个是谢世全的儿子谢金亭，父亲被枪毙，他一辈子也没结婚。到老了，生活困难。

　　何瑗资助他。

　　没多少钱，也不敢多寄。一个月100，逢年过节150。怕寄多了有人妒忌，或者把他的低保取消。

　　两个人没见过面。

　　从2007年开始，寄到2014年底。何瑗觉得有我的，就缺不了他的。到2015年开春，钱被退回来了。人死了。

　　李惠兰保的是赵金典。他是29军的老兵。2007年，在一次民间活动上遇到了。

　　赵金典听说她是宋哲元的外甥女，上来攥着她的手就掉眼泪。他说我们想宋军长。

　　当时李惠兰看他的穿着，就知道过得艰难。

　　她说，没啥孝敬您的，给您点点心钱。李惠兰伺候过老母亲，知道老人有时候嘴馋。她希望赵金典能活得松快点，嘴里有个嚼头。

　　也是每月都寄，寄了7年。赵金典也走了。没人告诉她，她还寄。后来听说了，给他孩子打电话，你爸走了咋没告诉我？对方说话噎得她缓不过劲，“那我们也需要钱”。

　　83岁，她看惯了世间百态。说起这件事，老太太也只是嘿嘿一乐，“我还能养你们？”

　　但有件事，她耿耿于怀。

　　29军的大刀队成员，老兵杨云峰。90多岁了，生活无着，到处要饭。

　　她1986年就认识了杨云峰。原来他在一家工厂看大门。后来工厂没了，他下岗了。

　　在农村，没有儿女，90多岁，只好要饭。

　　一个破书包，各村逛着要馍馍。探访老兵的作家方军说，别人给的馍馍都硬得发死。在桌子上磕一磕，梆梆响。

　　李惠兰听方军说了杨云峰的遭遇。她想着自己退休了，有退休金养这个老人。

　　凑够了送养老院的钱。杨云峰找不到了。

　　等有他消息的时候，李惠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你等着我，我马上找车接你。

　　杨云峰说，你快来吧。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果然来不及了。李惠兰车还没找到，杨云峰就死了。死后他要求葬在卢沟桥。方军偷偷地把他的骨灰坛埋在了桥下，金振中营长的旁边。

　　李惠兰难以心安。“哪怕他在养老院住上三天，我心里也过得去”。

　　何瑗和他的哥哥也曾经找过杨云峰。杨云峰是何基沣的老部下。何基沣活着的时候，他来一趟，何基沣就救济点。

　　后来何去世了。杨云峰性格刚强，他不愿找何的家人。

　　老兵凋零。29军将领的第二代，在葬礼上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们是承载历史记忆的人。趁着还活着，“能写的都写下来”。

　　这是回忆录，凭什么删

　　李惠兰的屋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

　　她的女儿也学历史，却对七七事变并不感兴趣。

　　李惠兰指着满屋子的资料，“我活着这些东西是金子”。

　　“我没了”，这个83岁语速仍然极快的老人说，“那就是3毛钱一斤的废纸”。

　　李惠兰从1986年开始研究卢沟桥事变，那时候很多人都活着。她见过面，访问过，都印在脑子里。

　　她总强调，七七事变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实际上，作为宋哲元的外甥女，这也是她的家史。

　　家里有一张老照片。是她姥姥过生日时的一张大合影。宋哲元和姥姥坐在中央。李惠兰指着照片。

　　坐着的那排人，都没了。后面站着的，也都过世了。蹲在前面的娃娃们，也只剩下三个还在人世。她最小，那时候只有两岁。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写这段历史。上世纪80年代，她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一个汉堡撑着坐一天。就为了查查宋哲元有没有和日军签文件。

　　她觉得查历史资料就像侦查员办案，有了真凭实据，才算数。

　　李惠兰也被质疑过她对宋哲元的私心。老太太一摊手，“给我证据”。

　　和她强调国家的历史不一样。何瑗和他的哥哥何瓘，与别人打了一场十年的官司。

　　他们维护的就是自己的家史。更明确地说，是父亲的回忆录不被删改。

　　他们的父亲与几个事变亲历者共同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纪实》。

　　2000年再次被收入时，700字被删除。

　　何瑗无法接受。这是回忆录，凭什么随便删。我爸爸活着他能同意？

　　官司打到了最高法。何瑗就一个要求：完整。

　　“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何瑗说。他要保证的是爸爸的回忆完整地留存下去。

　　最终成功了。以后这个回忆录只要出，就不能再删。

　　别人说他，“你可真得了你爸爸的真传了”。

　　71岁的何瑗了了这桩心事。他开玩笑，“我爸那可是何阎王”，他儿子也错不了。

　　李惠兰把这篇文章收到了自己七七事变的书里，把删掉的内容用黑线画出来，还特意加了编者按。

　　这些老人也常常会讲起“文革”时候的故事。“我的家庭出身那时候填的是反动军阀。”佟兵苦笑。

　　李惠兰清楚地记得，2014年9月30日，第一个烈士日。她看到央视的一档节目讲29军大刀队，说他们是为民族争生存而牺牲。

　　那天她静静坐在沙发上听完，整个屋子空空荡荡。

　　她突然开始哇哇大哭，眼泪怎么收都收不住。

　　让他们都有名字

　　佟兵一生谨小慎微。

　　他曾经考上海军，母亲不许他去。

　　一辈子，就一句话，“不能做有损佟将军名声的事”。

　　他还记得小时候住的四合院，墙上贴着岳飞的《满江红》。而他最终成了一个药剂师。

　　他的生日是6月11日，父亲死于7月28日。他不再过生日。和父亲祭日离得太近了。

　　90岁的老人，一提起父母，动不动就红了眼圈。

　　他刚完成了个心愿。父亲牺牲的地方，经过他的努力，附近中学改名为佟麟阁中学。

　　他现在每天跳舞健身，张罗着给我们看舞伴的照片。唯一担心的是家里人的张扬。孙女刚结婚，“太铺张”。他下了命令，谁都不许去浙江参加婚礼。

　　他常常会和29军的其他兄弟姐妹碰上。看看彼此，“都老得不行了”。

　　赵学芬已经很难出门。她看着29军其他后人在外面奔忙，她着急。“还想做点事”。身体允许，她想多到赵登禹中学给孩子们讲讲七七事变。

　　李惠兰4月初去了台湾。

　　她兴冲冲的，“我可是带着任务去的”。

　　第一个，带回大刀队牺牲将士的名单。在墓园里再竖一个碑，“让他们都有名字”。

　　另外，她带了一长串的烈士名单过去。把这些烈士从台湾的忠烈祠里都请出来。

　　每一个，都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

　　何瑗打完了官司，这两年想把父亲战斗过的地方都走遍。空闲的时候，去卢沟桥看看父亲的墓，说说话。

　　何玟常常会觉得闷。有人来找她说话，话绵密得怎么剪都剪不断。枝枝蔓蔓，是要把一辈子都聊完的架势。

　　她记得最深的还是在重庆的童年。29军子弟好多人在一个学校。统一穿着藏蓝色的校服。

　　打小儿的交情。

　　她说，父辈都拜过把兄弟。我们是一家人。

　　就像李惠兰说的，这是抗战弟兄的血肉之情。

　　新京报记者 张寒 实习生 罗婷 北京、天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