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三线老人”:原子弹成功爆炸奖金只有8块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曾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备。我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当时,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舍弃了大城市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远离亲人,到大山深处,面对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内地构筑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的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较为完备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等。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三线老人”周亚男的传奇人生。
年近八旬的周亚男,现在跟老伴住在国防科工局附近的一所大院里。在经历了家庭几度的“支离破碎”之后,老两口终于在这栋老楼里有了个安定的家。身为一名前核工业人,周亚男曾辗转青海金银滩、四川深山、东北、华北……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专用设备的研究设计工作。如今,她一脸平静地讲述背后,深藏的是那段波澜壮阔的烫金历史。
原子弹成功爆炸 奖金只有8块钱
1961年,周亚男从东北大学的钢铁冶金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三无单位”:无办公楼、无宿舍、无食堂。周亚男同新来的几个女生一道,挤在了阜成门外旅店的一张大土炕上。屋里除了一张茶几和一个大铁炉子,其他设备全无。最让刚从校园里出来的女学生们受不了的是没有厕所,“刚到的时候,胆儿小,晚上上厕所得搭伴儿。”周亚男笑呵呵地回忆说,要知道,在当年的东北大学里,他们过的可是饭桌上都摆着花盆的讲究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之间也会打趣,咱们学校都比这儿好多了,这儿还是北京呢,怎么这么破破烂烂的……”但是却不曾有人动过离开的念头。办公室同样也得凑合,最开始只能在其他单位办公楼临时腾出的仓库里办公。几个月后,条件改善,周亚男跟同事们搬到了现在工人体育场的18看台下,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临时宿舍。
报到之前,周亚男只知道自己被分到了一个保密单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天天上班,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在进行了半个月的保密教育之后,周亚男才惊喜地知道,这不起眼的“三无单位”居然是搞原子弹的保密单位——核工业部研究设计院。
当时,我国正面对着核垄断、核威胁的严峻国际形势。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议,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使得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受到极大影响。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要“自力更生搞出中国的原子弹”。与国家的绝密任务绑定在了一起,让周亚男既惊喜又兴奋。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周亚男以及同事们便开始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日夜奋战。与往来的同学渐渐断了联系;在父母那里,工作也成了绝口不提的话题。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响起惊雷,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空升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表彰会上,周亚男获得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奖。“虽然每个参与者只有8块钱的奖金,但在我们心中却是价过千金。”
怀胎四月去三线 一家四口住仨地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核工业部发出了“设计思想革命化”的号召,优选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去青海现场进行设计。当时已经怀孕的周亚男报了名。“真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是国家需要,能被选上是荣耀的事儿。”
1965年2月,周亚男作为首批赴西北前线的队长,怀着4个月的身孕,离开北京的家和爱人,汽车、火车轮流倒了五天四夜之后,最后来到了海拔为3200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此次前往大西北,周亚男将户口迁至了西宁。
周亚男回忆说,当时他们乘坐的专列火车是运货车,到站时并没有站台,车门离地面大约有半米高的距离。作为队长,周亚男除了来回穿梭在车厢里照顾队友之外,每次到站也得先行下车跑前跑后,安排大家的转乘。奔波忙碌之后,周亚男慢慢开始有点儿不对劲儿, “肚子疼得我连嘴唇都咬破了,偷偷不断地擦着,还生怕被别人看见。”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没进宿舍,周亚男就先被担架抬进医院,被诊断为“先兆流产”,需要住院卧床休息。
这可把周亚男急坏了,“来基地是为了干活儿的,结果先躺进了医院,觉得很不好意思。”病情稳定之后,周亚男以病床当办公桌,笔译了一本俄文专业书,后来成为受同事们欢迎的设计参考资料。除此之外,她还尽可能地帮助组里同志完成的设计计算进行复查和校对。
在青海的几年里,周亚男说,他们从来没有喝过100℃的开水,馒头也都是蒸不熟的,发黏的馒头炸过之后才能下咽。8个人住在一间砖房里,墙上的缝隙清晰可见,冬天屋内屋外保持着零下30℃的恒温。现在回过头来看,周亚男有时候也会感慨,“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比三线更大的困难了。”
青海任务完成后,周亚男又将户口迁至成都,拼入了国防九院搞核三线建设。后来,老伴王义去黑龙江鹤岗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个人只得把二女儿送到辽宁老家,让大女儿随着母亲进川。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我和老伴离开北京之后,退掉了家里住的公房,从此彻底没了自己的家。”
家中户主是女儿 全北京城独一份
在周亚男家,他们的大女儿一直是“一家之主”。原来,大女儿出生时,周亚男户口迁至青海,而老伴王义是军队系统的集体户口,没法落户。两人单位出具证明之后,公安部门才为刚出生的大女儿特批了一个户口。“我老伴从部队转业,户口落在孩子户口本上;我从四川调回北京,户口也落在孩子户口本上。我们家孩子当户主当了三十多年。可能全北京我们是独一份。”
不过,一聊起孩子和父母,周亚男有着满满的亏欠。周亚男说,她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童年:老大险些在高原夭折在母亲的肚子里,4岁跟着母亲去了四川,成了三线的“小同志”;老二8个月就被送到了辽宁姥姥家,到了5岁才跟去四川。在探亲的那几年里,每次见到二女儿,孩子喊“妈”的时候都是羞羞答答。“想孩子是真想,但是待在我身边更得吃苦。”
苦尽甘来,如今孩子们成了新一代航天人。退休之后,周亚男和老伴爱上了旅游。在国内东到兴凯湖,南到海南岛,西达喀什,北抵漠河;后来又迈出国门,横跨东西半球,穿越三大洋,足迹踏上了六大洲。2006年7月,周亚男在老伴和大女儿的陪同下,从北京专程回了一趟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时隔41年后回到故地重游,周亚男特意带女儿去了趟当年保胎时住过的医院,一砖一瓦,一草一木,41年前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大女儿也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41岁生日。
牛伟坤 J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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