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57年曾作为右派分子受处理 有两大"罪状"

　　丁玲在文学讲习所有着特殊的地位。 1950年，由延安到北京的著名作家丁玲，出于对新中国文学发展前途的关心和对涌现一代青年作家的期待，主动向中央领导提出办学的愿望，得到批准后，在北京开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1954年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丁玲是第一任所长。鼓楼东大街103号的所址是她亲自考察后选定的；请哪些专家、教授讲课是她亲自安排或是登门邀请的。她的第一任秘书陈淼全力投入到建所的筹备工作中；她的第二任秘书张凤珠是第二期的学员，又在丁玲身边工作又来讲习所学习。丁玲任所长后还任讲习所小说组一些学员的导师，并来所讲课，像丁玲喜爱的玛拉沁夫等学员经常往丁玲家里跑，所以丁玲对一二期讲习所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两期学员们对丁玲所长特别敬仰。

　　1957年丁玲被作为右派分子受处理之后，有两大罪状被公开批判。一是说她在文学讲习所宣扬“一本书主义”；二是说她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宣扬“学理论无用论”。

　　关于“一本书主义”说是她在第一期学员中提倡的。其实关于所谓“一本书主义”，她在我们第二期学习的讲课中也有所提及。她那时正当中年，个人的政治地位、生活环境都好，所以人也富态，圆胖的脸庞，两只标志性的大眼睛，总是和善地看人。她穿着一件紫红色毛外套，不上讲台，站在学员第一排座前边，像家长与孩子们对话似地讲话。她是南方人，讲话声音尖脆，神态从容，充满自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累了，她把放在前桌上的一只小药瓶打开，倒出一粒红药丸送进嘴里。淘气的孙静轩悄悄打开小瓶偷出一粒，课后人们问张凤珠，丁玲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回答说是人参丸儿，讲话时间长了，累了，可以补气。丁玲讲课时强调说，培养你们干什么？就是要写出好书来，写不出书来叫什么作家？当时中国两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对提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起到很大作用，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出现，丁玲要作家们写出一本书来，希望新中国能涌现出一批知名作家，用优秀作品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十分正常的事。2006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开会期间与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学员、《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坐在一起，他谈起“一本书主义”。说他亲自聆听丁玲讲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来，当时没有人觉出她是在鼓吹什么名利思想。作家写出好书是职业要求，是本分，是向社会应尽的责任。可是丁玲一倒，好话也变成坏话，有关组织也这么作结论，极不公正。其实丁玲要求作家写出一本好书来，对当时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学员们是一种激励，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谷岩的《在三八线上》等，都产生于他们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日子里。

　　再一个“罪状”是宣扬“学理论无用论”。这个“帽子”不小。那时一说理论，就是指处于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丁玲列在这个线儿上，可见问题的严重。

　　丁玲在讲课时说过读书、生活、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她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读书不要太理智，一边读书一边考虑主题是什么、人物的思想是什么，教条地去读书，没有意思。我不这么读书，我用感情去读，把自己的感情融进书中所表达的感情，去享受、去体会，这种感知积累多了，就会在创作中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太理论了，可能你只记住了一些空泛的思想和教条，对创作无益，不好。 ”关于作家与生活的问题，丁玲一再强调作家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她说丰厚的生活才是写作的本钱。她表示自己愿意换换家里的客人，希望多来些工人、农民、普通百姓，使她不断同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有联系。她还告诉大家，作家主要是写平常人，写好平常人是一辈子要努力的事。现今一些作家老是重复地写人们都知道的故事，老是说那么几句公式的教条的话，没有生活强去写，这不是创作。她批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都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家教出来的，不要看他们那些东西。 ”这些尖锐的语言是我亲耳在课堂上听到的。 1954年2月的一天，丁玲来到文学讲习所，进到学员宿舍里看望她辅导的几个学生。一些在所里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涌进丁玲落座的房间里，围着她坐着，听她讲授文学创作。可惜的是，当时我没在所里，错过了当面聆听老所长教导的机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为了记述这次会见，40多年后，已是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的苗得雨，把丁玲当时讲话的全部记录发表在《今晚报》上，不久得到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邓友梅的回应，他除了更正苗得雨在个别记录上的错误外，主要是为苗得雨表功，称赞苗得雨把一份具有当代文学史研究价值的丁玲谈话准确地传达给社会。丁玲的这次谈话，基本上是她在讲课时的观点，不过更系统了一些。邓友梅详细地讲述了丁玲讲话的背景：因为当时什么都学苏联，在文艺上就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搬到中国的文艺创作中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以社会主义教育人作为思想核心，所以在我们的学习、创作实践中，就把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读书要从书中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写作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渐渐地，学习、教学和写作便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模式，一些学员觉得面对丰富的文学名著只作简单的抽象整理和概括认识，学不到文学的真正内涵，为此苦恼。有的学员心惊胆战地反映了这个不合潮流的困惑，丁玲得知这种情况后，在讲堂讲课中，在同学员们交谈中，都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向教条主义的理论挑战，维护文学自身的规律。这种勇气，不只来源于丰厚的德识学养、才情胆略，更出于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骨。或许就是因为她的正直、敢言，被扣上罪名，早早地排挤出新中国的文学界。

　　1982年夏天，丁玲被邀请到沈阳讲学。除辽宁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于铁陪同外，作协主席马加让我作为丁玲的学生参加接待。在沈阳的几天，丁玲和丈夫陈明参观、逛街、吃饭、谈话我都在身边，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位著名作家。她谈话和讲学突出两个内容，一个是她不同意当代流行的“代沟”的提法。她说，国家进行“四化”建设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老少心情都要一致，强调什么“代沟”，我不同意。讲学那天她穿着一件半袖白色衬衫，戴副茶色镜片的小眼镜，在大讲堂里给1000多青年听众讲课，她首先说：“我和你们不存在‘代沟’，我们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聚到一起的。谁讲‘代沟’就是不让我参加‘四化’建设！ ”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献身于国家建设之情仍不减当年。她讲课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还是28年前她在文学讲习所论述的观点，谆谆地教导后一代。她说：“作家要沉下去，沉一下好，沉一下就会思考。浮时从上边看底下朦朦胧胧，沉下时躺在地下往上看，就清清楚楚。 ”她说：“人民群众是我的生命源泉，在北大荒我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他们就鼓励我，是他们在困难时期给我帮助。 ”讲完课后，丁玲登上轿车，数十名青年人围着车不让丁玲离开，丁玲摇下车窗，她微笑着，把手伸出窗外与多人握手。见到这个情景，我十分感动。丁玲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她，这就是人民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遗憾的是，正当丁玲怀着满腔热情，要为祖国和人民书写新的文学篇章时，却过早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但是她留下一份遗产：在世界许多地方成立了研究丁玲文学创作的组织，多次召开国际性会议，研讨丁玲的文学创作和她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她也给她教诲过的学生们带来一份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