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与张恨水谈了两个多小时“如何书写爱情”

　　在3月5日全国“两会”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过程中，聊到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更透露曾与原著小说作者路遥很熟，还同住一个窑洞。

　　很多领导人都喜欢和作家交朋友，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毛泽东与张恨水谈了两个多小时“如何书写爱情”

　　张恨水以写小说驰名，作品数量多得惊人，拥有的读者群也相当广。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也读他的小说。

　　1944年5月，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新民报》，与赵超构比较熟悉。一天晚上，与毛泽东坐在一起看戏时，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水浒新传》，毛泽东一听便说：“这本《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

　　第二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恨水接到周恩来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第二天下午有个活动请他务必参加。一见面，周恩来就笑着告诉他：“张先生，毛主席要单独见你，我都不能陪呀！”正在写东西的毛泽东一见张恨水进来，忙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笑着说：“你的名气并不比我小呢，我不仅看过你的书，也常在报纸上看你的连载小说。”

　　多年以后，张恨水女儿张明明曾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张恨水说：“主席说的是关于怎么写爱情的问题。”

　　1955年春节，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张恨水，问他：“现在有很多有关工农兵的作品，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张恨水说：“一来生病多年，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恐怕难以胜任。”此后不久，工作人员便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1956年1月，张恨水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又有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茅盾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张恨水。”毛泽东连连说：“当然记得，我们是老朋友。”

　　老舍感慨“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

　　周恩来与老舍结识于抗战之初，自此相识、相知而结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中共在武汉酝酿成立抗战文艺团体“抗敌文协”。选谁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这个人既要有相当高的文艺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请老舍出山。那时老舍在冯玉祥出资办的《抗到底》杂志当编辑。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冯玉祥一口答应放人。老舍久慕周恩来的英名，欣然从命，担任“抗敌文协”总务部主任。

　　“抗敌文协”成立后，周恩来向延安发了一份电报，向毛泽东报告，说他将邀请老舍访问延安，希望毛泽东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老舍。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巧妙安排，送老舍西行。老舍出鄂入陕，跋涉数千里，最后在西安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抵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1946年，老舍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去就是三年。1949年春，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汇聚北平的大好形势，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请他快回来吧！”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30多位文艺界名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于1949年10月辗转送到大洋彼岸、定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手中。老舍接到信，万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那时老舍动手术不久，尚未痊愈，但他再也躺不住了，积极准备行装，动身回国。老舍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曾说：“周恩来最了解我，最信任我，我应该多写文章。”

　　1950年和1958年，老舍先后创作了话剧剧本《龙须沟》《茶馆》。这两部大手笔的杰作，最初遭到抵制，险些被“枪毙”，幸亏周恩来站出来讲话，给予充分的肯定，才得以搬上舞台，同广大观众见面。

　　1950年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老舍，用家乡菜红烧狮子头、霉干菜烧肉、虾仁煮干丝和黄桥烧饼招待。席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写作高手，希望多为人民写作，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出北京的新变化，相信你能写出好作品。”后来，经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推荐，《龙须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观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金庸拜访，邓小平已经等在门口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先生。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

　　1981年，金庸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金庸先生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传至邓小平处。邓小平对金庸先生的要求立即作出了回应。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

　　得知邓小平将会见自己的消息，金庸十分高兴。7月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金庸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回答：“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深感荣幸！”邓小平笑着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那天，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衣，而金庸则按照香港的礼节穿着西装。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融洽了许多。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谈及这一细节，金庸记忆犹新。

　　会谈结束，金庸告辞。邓小平亲自把他送到福建厅门外。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

　　陈毅与王统照，文坛挚友30年后久别重逢

　　1923年10月，22岁的陈毅从故乡四川来到古都北京，进入中法大学陆谟克学院读书。在这里，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环境重温旧梦，向往着做一个文学家。

　　1924年初秋的一天，同学、文友金满城匆匆地找到陈毅，不容分说地拖着他就走，陈毅急着问：“干啥子去？”金满城只报以诡谲的微笑，闭口不答。两人进城后，来到一家报社门前，金满城掏出一封信，对报馆门房说：“贵报王统照先生托鄙人引见这位陈先生。”陈毅愣了，王统照是当代知名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陈毅读过他不少作品。这样一位文坛名将，会约见无名之辈？

　　原来，王统照当时任《晨报·文学旬刊》编辑，金满城翻译的法国小说《阿佰衣女》(法郎士著)投寄该刊后，得到王统照的赏识。一星期前，他曾约见金满城。见面时，金满城向他推荐了陈毅，说陈毅1920年就开始新文学创作。金满城没有想到，很快接到了王统照来信，信中要他得便邀请陈毅进城一见。金满城熟知陈毅有不肯攀附名人的脾气，怕陈毅不肯来，所以才事先不露一丝口风。

　　其实，当时王统照只是一个比陈毅长4岁的山东青年，质朴、和善，没有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一见面，他对陈毅说：“听金君介绍，陈毅君有志于新文学，咱们彼此同怀此心，交个朋友吧。”交谈之间，王统照诚恳地希望他俩写稿，他一再向陈毅约稿：“我的铺子一切都要的。”

　　此后，陈毅有时带稿子登门请教，王统照偶尔也到香山来相聚，你来我往，两人成了知心好友。有一次，陈毅当面评说王统照的作品有雕琢的缺点，王统照不仅不见怪，反而更加喜欢他快人快语的豪放性格。

　　1925年初秋，党组织需要陈毅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1926年8月，陈毅奉命回到四川，不久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数十年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王统照则于1927年3月回山东诸城为母奔丧，随之，举家又迁居青岛，之后又去东北、上海，一直艰难地战斗在文学这个阵地上。陈毅、王统照两位文坛挚友长期天各一方。

　　1954年夏天，两位老友在泉城重逢。时年53岁的陈毅已是赫赫有名坐镇华东的统帅，而文坛宿将王统照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30年的离情别绪，使两人分外激动。王统照含泪紧握着陈毅的双手，一时说不出话来。陈毅说：“今天咱们重逢泉城，我请你一同观赏这个古城的风光吧？”接着，他还鼓励年近花甲的王统照，再拿出新的著述回报人民。

　　这次泉城重逢令王统照感慨万千，回来以后，他意犹未尽，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写下了《赠陈毅同志》诗四首。可惜的是，这四首诗一直放在作者的案头，生前没有寄送陈毅。1957年王统照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家人将先生遗物三件赠给诗人臧克家作为永久纪念，其中之一就是用彩笺楷体字写的《赠陈毅同志》诗四首。那时，臧克家在《诗刊》工作，于是在1958年2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四首诗，并把王的彩笺题诗手稿送给了陈毅。 

　　综合《中国青年报》、《百年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