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老电影放映员:40年前为乡村打开光影世界

　　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农村电影放映员完成了历史使命，但程可忠自己的生活还在继续。南方日报记者 王昌辉 摄

　　横沥镇村民，但凡上了岁数的，都记得多年前村里放映电影的情景。

　　40多年前的横沥镇黄沙洞村，暮色笼罩，暑气消退，打谷场上却逐渐热闹起来。刘小伙早早地在场上等着；吴大姐提早做饭，来不及品尝味道就背着女儿，提着小板凳往打谷场赶。掌灯时分，越来越多的村民不断到来，宽敞的打谷场也变得有些拥挤。

　　程可忠和搭档正忙着把幕布吊起来，摆好16mm放映机，放入胶片。伴随着机器“吱吱呀呀”的转动，喧闹的打谷场，逐渐安静。就在这深沉的夜色中，幕布突如一道柔和的闪电，瞬间点亮。

　　一个与寻常乡村生活迥异的光影世界，就此打开。

　　带给村民最初的电影记忆

　　62岁的程可忠，这辈子过得并不轻松。失学、放牛、做工，20多年的放映员生涯后，外出闯荡无果，多次进行大手术后经济困窘，只能委身于一个宾馆做服务员，现如今，更时常为了自己耽搁多年的社保问题来回奔波。

　　“我是看着你放的电影长大的。”只有当村民们这样和他打招呼时，他才感到满足。在村里巡回放映电影的时光，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是1973年3月，春节刚过，程可忠参加了一次关于电影放映的培训。从此之后，便成为横沥镇的2名电影放映员之一，工资是每个月33元。

　　同年7月，李小龙早逝，虽然其声名已远播海内外，但其功夫片如何能传播到离他祖籍不远的惠州乡村，在当时仍不可想象。《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才是村民们最初的电影记忆，单单电影艺术本身，已经足够让当时的村民惊喜、渴望。

　　由于设备和人员稀缺，电影放映只能采取各村轮流的形式，平均每两个月才能轮到一次。每个轮到的村庄，把它看成难得的节日，往往是村支书亲自迎送，村民们杀鸡宰鸭，慰劳放映员。程可忠和他的搭档，是那个年代的乡村最受欢迎的人。除了上面安排之外，但凡结婚、生娃，村民们也往往主动邀请。由于太受欢迎，电影放映前都会召开村民大会，“再没有其它时间，村民可以到得那么齐整的，可不得好好利用机会。”程可忠笑道。

　　样板戏一放就是4年，就在村民们逐渐失去兴味的时候，更多的电影类型被引入。有趣的是，对电影艺术有了了解的村民们，也学会了对电影犀利吐槽，甚至还对各种类型的电影编了几句顺口溜。其中，“中国新闻简报”说的是当时的国产“电影”很少有故事片，充斥着大量“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片；“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说的是这个国家的片子由于剪辑和翻译问题，往往上下脱节，前后矛盾；“朝鲜哭哭笑笑”讲的是朝鲜电影有固定的模式，穷人在旧社会“哭”，在解放后“笑”；“越南飞机大炮”则与时局联系更加紧密，正在越南进行的卫国战争，美国飞机轮番轰炸，大地一片焦土。

　　就惠州来说，电影反映尺度的进一步放开，得从一个夜晚讲起。

　　1977年，春节之后，全市的电影放映员在马安镇党校统一接受集训。一天晚上，听到消息的群众纷纷赶来，要求放《刘三姐》。由于该片尚未通过审批，程可忠在内的放映员不敢擅作主张，最后放的是村民已经耳熟能详的《地道战》。等群众看完散去，心里痒痒的大家，偷偷起来放映《刘三姐》——这是程可忠们首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爱情片。片子从半夜3时开始，看完之后不过瘾，接着放情节更加紧凑的《大浪淘沙》，直到清晨，一夜无眠。

　　自此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包括李小龙、成龙等演绎的港台动作片陆续解封，而随着电视的普及，田间地头放映的乡村电影，和它的放映员程可忠，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老放映员遭遇养老难题

　　如今，放映员们老了，农村电影的启蒙时代也过去了。对于村民来说，孩童时期，观看枪战片之后到幕布后面四处摸索，想要捡拾弹壳的奇特经历，也慢慢从记忆中消退了。但对于程可忠自己来说，生活还要继续。

　　1984年开始，程可忠到横沥镇文化站录像室，负责放录像。相对于放电影，这项工作可以称得上轻松。不用四处奔波，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只要把录像带插入，按下播放开关，工作便完成。

　　在乡村里放电影，要艰苦得多。放映机、发电机、胶片加在一起，每个放映员的自行车上都要负重50多公斤。找到开阔地之后，如果没有适当的树木，还要临时立上两根柱子。等这些都安排妥当，在村民家接受款待之后，就要调试机器准备放映。一个胶片可以放半个小时，一部2个小时的《渡江侦察记》就要4个片。换片需要1分钟左右，正是孩子们的“尿点”，两个人轮流负责换片，如此几轮，一个晚上要放上2部。

　　和此前工作相比，这算不了什么。由于家庭原因失学后，程可忠去生产队放过牛，在水泥厂挑过黄泥，在建筑队做过散工。和之后的经历相比，放电影也可以说是“累并快乐着”。1994年，由于录像也越来越少人看，自认还算年轻的程可忠主动提出离职，下海闯荡。性格老实的他，运气也不好，买了一辆二手东风货运车拉土，结果老是收不到钱。好不容易联系到一桩生意，包工头因为欠款半夜跑了，等他去找，连砖石都早已被其他债主搬运一空。

　　几次手术，更让程可忠的生活捉襟见肘。2003年脑出血、2013年肺部分切除、2014年脑动脉瘤，单手术费用就花了数十万元，虽然有医保承担部分，经济压力依旧。

　　程可忠不时下意识地摸摸心口——那里面有三个金属支架，为了防止引发其它病症，每月的医药费就要1000多元，而目前服务员的工资每月也只有2000元。随着天气转暖，附近温泉的生意也进入淡季，身体多处不适的程可忠准备这个月做完就从宾馆离开。

　　眼下，最让程可忠挂心的，是从镇文化站离开后就没有领取过社保。根据他提供的一份通知，广东省曾在2012年7月，要求各地对老放映员造册登记，计算工龄。然而，之后，该项工作并无下文。程可忠的女儿告诉记者，就在今年过年前，市文广新局的负责人曾表示，将尽力让老放映员满意，但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协调财政局，人社局一起制定方案。她希望其他老放映员能与她取得联系，共同协助加快补贴政策的落实。

　　全国范围内，老放映员遇到类似养老难题的，并非孤例。程可忠说，放电影时，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子，只有4户人家，但是根据要求，每年也至少要去放映2次。在一镇之内，没有一个地方被他们遗漏。当电视、手机日益成为观看电影的主要方式，当电影放映员和那些影片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当岁月流逝，刘小伙成为刘大叔，吴大姐变成吴奶奶，当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来到城市，走进电影院，这些观影群体最初的启蒙者，老放映员们本身却面临着被“遗漏”的危险。

　　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