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赴缅作战光荣殉国 曾与几倍于己的日军苦战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田原畅

　　73年前的今天,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到达缅甸同古。与印缅军第一师师长会见时,戴安澜询问敌情,对方不甚了了。戴安澜深感今后在缅对日的战斗,非由中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1942年3月20日,进攻同古的日军遭到了入缅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伤亡惨重。日军调整战术,派空军每天百余架次狂轰同古,丧心病狂地投掷燃烧弹、毒气弹。但是,同古防线岿然不动。

　　3月22日,同古保卫战进入危急关头,戴安澜已开始作最坏打算。在下定死守孤城的决心后,他提笔给妻子写下了一封义无反顾而又儿女情长的绝笔家书:

　　“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同古城),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妻子王荷馨见到这封家书时,同时见到的还有戴安澜的遗骨。5月26日下午,在缅甸茅邦村,作战中负伤的戴安澜将军,因伤口溃烂感染光荣殉国,年仅38岁。

　　时光荏苒,73年后,抗战名将戴安澜的这封家书在2月14日山东卫视羊年春晚的舞台上诵读。国难当头,大丈夫慷慨赴死,为国尽忠却不能为母尽孝,保卫大家却不能保卫自己的小家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观众。2月12日,到济南录制节目的戴安澜小儿子戴澄东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追述父亲的家国之爱。

　　御侮扬名　远征缅甸

　　戴安澜,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北伐时期,戴安澜的叔祖父戴端甫在广东粤军第四师任团长。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20岁的戴安澜在叔祖父的介绍下,于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初为二等兵,后进入伍生队。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

　　毕业后,戴安澜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9年1月,35岁的他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200师师长,并在同年12月的桂南昆仑关战役中一战成名,率部与敌苦战一月,毙敌6000,并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5师团第12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对于常人来说,戴安澜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抗日英雄,提起他,总会想到他在抗日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但对于戴澄东来说,父亲殉国时,他还未满周岁,他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以母亲、兄姐的述说及父亲生前的日记、书信中的文字丰富起来的。

　　“我看到父亲日记里有一句话,他说:‘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这是他对我仅有的描述。而对哥哥姐姐,他在日记里的描述很多。尤其是在父亲出去打仗以前,二哥咳嗽得很厉害,他很着急,训练之余就打电话回家问有没有请医生之类的。在缅甸打仗的时候,还惦念着给姐姐买皮鞋的事。”戴澄东说,父亲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有一次父亲给大哥的信中说:“东儿:你对我的想念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对你们兄妹弟的想念,比你更甚呢。不过,当这个时候,只有按下私情,为国效力了。你总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亲。”

　　“父亲本人会唱戏,字写得很漂亮,文章也写得非常出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澄东小的时候母亲常告诉他,父亲特别喜欢读书、学习,“我在父亲日记里看到,他当团长后,工作之余除学习数学、物理外,还学习英文,所以他后来可以跟英国人进行一般的日常对话。”

　　戴澄东出生于1941年,就在这一年的12月7日,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及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中国西南大后方日益孤立,从陆上和海上取得国际补给的渠道逐渐被隔断。中国和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军事同盟。

　　此时,第5军奉命出国作战已酝酿多时。200师接到入缅动员令后,师长戴安澜表示,一定要痛击倭寇,扬威海外。1942年元旦前,200师到达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云南保山,等候入缅的命令。但由于英方的反反复复,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间被一再推迟。戴安澜只能令驻扎保山的200师加紧军事训练,加强纪律教育,组织军官队集训。

　　戴澄东说,当时600团的驻地在保山金鸡村,那里曾经是诸葛武侯的点将台。戴安澜在军事训练之余,专程到金鸡村拜谒,游览此地,不禁思绪低徊,想到抗战已四年多,尚不能打败日寇,自感愧对武侯。“他对随行的部属说,武侯是穷不馁志、富不淫心、危不乱计、忠不怀私的先古圣贤,这次远征要学习武侯的这些品格,完成战斗任务。”

　　1942年2月底,英方见日寇的攻击日甚,不得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但已贻误了战机。中国还是以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编成远征军向缅甸进发。中路作战的第5军,既要抵御正面之敌,又要策应东西两路,任务最为艰巨。

　　浴血守同古　绝笔念妻儿

　　3月1日夜,戴安澜接英方电话,告诉他,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已经到了腊戍,急于见他,请迅速赶往。一天之内,蒋介石在腊戍三次召见戴安澜,问情况,交待任务。戴澄东说,蒋介石对父亲是非常看重的,“后来,在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时,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戴师长死讯,如晴天霹雳。’可见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戴安澜在缅甸打的第一仗在距离当时的首都仰光50公里的同古。3月6日,戴安澜率师部进驻同古。3月8日,仰光即陷落。作为从仰光北进曼德勒的铁路要冲,同古成为阻止日军北进的一道屏障。

　　3月的缅甸正值旱季,天晴日烈,稻田干涸,同古附近又是一片全无依托的广漠地区,大小河川均可徒涉,对阻止日军进攻极为不利。待200师集结完毕之后,戴安澜就派兵到同古以南12公里的皮尤河畔,接替英军防务,掩护英军撤退。

　　3月18日,驻缅英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当夜,敌搜索部队骑着摩托车向皮尤河畔警戒阵地前进。待进入设伏地段后,早先埋伏的炸药爆炸,皮尤河大桥突然陷落。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遗尸20余具、步枪11支、轻机枪2挺、摩托车19辆。在清理战场时,还从日本军官的尸体上搜出日军作战部署图,摸清了敌军的底细。这一前哨战,是日军侵缅后遭到的第一次损失,也转变了英军对中国“草鞋兵”的轻视。

　　日军先头部队遭此打击后,其后续部队仍猛烈攻击。3月21日,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戴安澜发现日军不断增兵,并配属重武器。他感到大战已临眉睫,把情况向上反映后,得到的回答是要死守孤城,下一步如何则是大计未定。

　　援军不至,为恪尽职守,戴安澜准备战死同古。他脸色严肃,给各团团长打电话,表明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放下电话,他就坐在小桌前,给妻子写遗嘱。

　　“父亲、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两人从小订婚。1927年在广州结婚时,母亲目不识丁,连名字也没有,父亲给她取名叫王荷芯,因为当时父亲已是军中一员,取名之意就是告诉妻子,作为军人的妻子,生活可能会跟莲芯一样很苦。结婚一年之后,在父亲的帮助之下,母亲读书认字,两人感情也日渐升温。父亲又把母亲的名字改为王荷馨,意思是荷花已发出了馨香。”戴澄东说,父亲心中最惦念的就是自己的妻儿,他叮嘱道:“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给妻子写完绝笔家书后,他又给军中至交子模、志川、尔奎三人写信,希望倘若自己战死,他们能够为自己善后,帮妻子儿女渡过难关。

　　“写完两份遗嘱之后,父亲即将信与日记本装入他使用的作战皮包之中,他因决心战死,所以连一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也停了下来。”戴澄东说。

　　孤军歼劲敌　棠吉再告捷

　　此后,战事愈发惨烈。英驻缅空军被全面摧毁,中国志愿空军也从未出现,日本空军得以肆无忌惮地猛炸同古城。

　　3月29日拂晓,日寇全力向师指挥所猛攻。戴安澜亲自在第一线,用机枪扫射进攻的日寇。双方激战,伤亡均十分惨重。夜里,戴安澜接军令撤出同古城。他立即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及各团团长,组织好撤退安排,要把伤兵都带走,并亲自到色当河边指挥守城部队撤退。虽然四面枪声不绝,全师的秩序却极佳,在敌人的包围中安全撤退。

　　郑庭笈曾在纪念戴安澜的文章中写道:“上午8时左右(3月30日),我在师指挥所一间草棚内会见了戴师长,他久久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师长并解释说,我师后方补给已经中断,如再旷日持久坚守据点,则仰光登陆之敌五十六团势必参加战斗,如不及时撤退,我200师有全军覆没之虞。”

　　“激战12天的同古保卫战,就这样奇迹般地结束了。”郑庭笈回忆,戴安澜率部与几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日军死5000人,伤不胜数,血流漂杵,遗尸遍野。”日军大佐横田尸身所遗日记上,这样记载着:“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旅,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英国路透社重庆分社的特约驻缅随中国远征军记者乐恕人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白德恩,在同古战役之后采访了戴安澜及有关指挥官,对戴安澜的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及200师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取得的显赫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入缅视察战局的蒋介石,4月6日在瓦城东北的梅苗亲自听取了戴安澜所作的同古保卫战汇报,听后甚觉满意,予以慰勉,并留戴安澜一道吃饭。当晚,戴安澜就住在与蒋介石一墙之隔的屋内。

　　4月25日,身先士卒指挥冲锋的戴安澜率200师又取得了棠吉之战的胜利,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在腊戍失陷后,驻缅英军、美军退入印度,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也弃军入印,留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无首之躯。

　　壮志未酬　竭忠域外

　　“经过同古、棠吉战斗,200师还有兵力5800余人,父亲决心要把这支部队带回国,尽快与军部会合,重整旗鼓,再击倭寇。”但回国之路尽是险途,他们需要渡过两条大河,跨越三条公路。

　　200师在不见天日的森林中钻来钻去,没有给养,没有水喝,路经常走错,头顶上还有终日盘旋的敌机。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200师还是顺利穿越后撤时的第一大河南渡河,通过了腊戍到曼德勒的公路。

　　5月17日,戴安澜率200师越过细泡至摩谷公路时,没料到早有敌军兵力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待前卫部队通过后,敌人开始了扫射。在滂沱大雨中,全师经过一夜激战才摆脱了敌人,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发现戴师长不见了,参谋长周之再不顾个人安危又冲回战场,在草丛中找到了身负重伤的戴安澜。经仔细检查,才知师长胸部、腹部各中一机枪弹。

　　这时缅甸已进入雨季,部队在深山密林中行进,终日衣服潮湿,医药又非常困难,连棉花都没有,伤口化脓生蛆。戴安澜由担架抬着前进,仍然指挥部队的行动。

　　部队到达茅邦后,村旁有一座寺庙,戴安澜要求停下来在庙中休息一下。戴澄东告诉记者,“部队已几天未能好好休息,粮食也极端缺乏。父亲的卫士设法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找到一些米来,熬了粥给他喝,他喝了两口,十分香甜。但是看到战士们都在忍饥挨饿,就把碗交给卫士,让每个战士都能喝上一口。”

　　5月26日,由于伤势恶化,戴安澜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参谋长周之再和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去看他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二人问:“师长,我们下一步如何把部队带回国去?”戴安澜示意他们拿来地图,铺开在他身旁,然后用手指着地图要部队立即在茅邦以北的莫洛处渡过瑞丽江,又指出回国的路线。然后,他示意身边的卫士把他扶坐起来,面对北方祖国的方向深情地望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全师官兵无不悲恸,痛哭失声。

　　第二天,部队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按照戴安澜指示的行军路线,在莫洛附近渡瑞丽江向北,待在东南岸设防等待中国军队的日军发现阻击计划落空时,200师已于6月5日回到了中国境内。赴缅前,200师有9000余人,经过10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回到祖国的仅有4000人。

　　忠骨还乡　青史永垂

　　戴安澜赴缅作战时,妻子王荷馨带着四个子女住在贵阳。覆东、藩篱、靖东、澄东四个孩子的名字,寄寓着戴安澜“覆灭东洋”“筑起藩篱抵御日本侵略”“平靖东洋鬼子”“澄清东洋鬼子”的心愿。

　　“当时,大哥正在读初中。那天他在学校操场玩双杠,一个同学跑过来问他父亲是不是戴安澜?他说是。这个同学就告诉他,戴安澜已经在缅甸打仗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哥哥惊得手一松,从双杠上掉了下来。”戴澄东说,幸好200师的将士们并没有撇下他们的戴师长,而是决心将他的遗体带回国内。“工兵营将一棵攀枝花大树锯下来,将树干掏空,作为棺木,将父亲的遗体入殓,由工兵营负责护送,跟随部队前进。”

　　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坏,抬着继续行军不行,将戴师长的遗体留在缅甸更不行。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将师长的遗体火化。

　　士兵在瑞丽江的江心滩上堆放好木材,将棺木放在上面。为防止日军突袭,重机枪连在两侧山头警戒。“点火后,两岸的士兵举手敬礼,士兵大都哭了。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在浓烈的火光中,有一股蟒状的火焰夹杂着许多火星向天空飞去,战士们看了高声呼喊‘师长成龙上天了!’心情才得到了些许宽慰。”戴澄东说,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细节,他听几位经历过这件事的老兵提起过。

　　后来,部队后撤到滇缅边境时,一位老华侨为戴将军痛歼日军、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主动将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楠木棺材献出,并护送装有遗骨的棺木一直走到村镇的尽头。

　　从云南到贵州,再到广西,戴安澜的灵柩每到一地,民众都要自发地加入迎送的行列,拜祭这位抗日英雄。

　　1943年4月1日,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为戴安澜在全州香山寺前举行了悼念安葬仪式。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毛泽东也派人送来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斗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也敬送挽联。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安澜将军的墓地迁往安徽芜湖小赭山。

　　赴缅寻茅邦雨中祭英魂

　　“父亲牺牲后,母亲承受了很大的悲痛。除我们四个孩子外,奶奶、三叔、四叔,还有我父亲几个好朋友的孩子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庭,都要靠母亲打理。”戴澄东说,母亲知道父亲对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就把全部抚恤金捐献出来,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却不允许我们去学校沾一点点光。“那时家里的生活很苦,部队有时会送几袋子米来接济生活,母亲用积蓄在贵阳购置了马车,雇人赶马车赚点生活费。我小时候冬天是没有棉鞋的,就是穿布鞋,裤子也是两条单裤。母亲常说,父亲生前最喜欢讲两句话,一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另一句是‘人穷志不穷’,这两句话我受用至今。”

　　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到戴家,要王荷馨带着孩子们一起撤离到台湾,却被王荷馨拒绝了,她说:“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陪着他,决不离开他。”对丈夫满是忠贞之情。

　　1952年,大哥覆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戴家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到了‘文革’时期,有人说戴安澜是国民党,你们家的烈士证是假的,然后跑到家里去抄家。”1942年10月,美国政府曾颁授戴安澜一枚懋绩勋章,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可这枚勋章也在抄家中丢失了。“经历这些打击,母亲精神上很痛苦,再加上长期的慢性支气管炎,1971年死于肺心病。”说到母亲的离世,戴澄东有些遗憾,觉得自己没能好好陪伴母亲。

　　2010年,戴澄东在整理父亲生平资料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生前讲的一句话。“那是在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书,母亲到房间来打扫卫生。她说:‘你爸爸对家里非常好,但死了以后连梦都没有托过。’我想,这件事对我母亲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遗憾。后来,我问大哥,大哥说父亲也从没托梦给他。我就想,父亲为什么不能回来?是不是他们牺牲在国外,魂回不来?所以我就决定去缅甸,寻找父亲牺牲的地方。”

　　在中国外交部的大力帮助下,通过与缅甸方面交涉,2011年5月,戴澄东一行得到缅甸总统办公室特批,获准进入缅甸。

　　根据《第二○○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戴安澜在茅邦殉国,一天后于莫洛渡瑞丽江归国。但地图上找不到茅邦这个地方,到缅甸后,他先找到了英文注释为“MOLO”的莫洛；几经周折,找到了英文标注名字为“ManPun”的茅邦村；并最终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与史料记载中父亲牺牲地一模一样的地方老茅邦村。

　　“老茅邦村以前有一座老寺庙,很多年前已经被毁掉了,但作为寺庙标志物的两棵老榕树尚存。”戴澄东说,同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茅邦村庙宇所在地,戴安澜将军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大家铺开席子,摆上祭祀的物品,并把“中国远征军将士英魂不朽”的横幅挂起来。“我们爬上山岗的时候,天气还是晴朗的,准备开始凭吊祭祀时,天气忽然阴沉下来。当我把著名书法家华人德教授给我的陀罗尼经拿出来时,天开始下雨了。我们忙着点香、燃烛、烧纸、焚经。”戴澄东跪在地上,哽咽着呼喊:“我亲爱的爸爸戴安澜将军,敬爱的中国远征军牺牲的将士们,我戴澄东带着妈妈和各位前辈的遗愿,带着我们儿女子孙和亲朋好友的心愿来凭吊你们了。我们来要把你们的英魂带回家、带回祖国,和家人和祖国人民团圆。跟我们回家吧!跟我们回祖国吧!”

　　“凭吊时,雨越下越大,在陀罗尼经快要焚烧完时,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雨要停了!雨要停了!’果然雨势小了很多,陀罗尼经焚烧尽后,我大声说:‘雨停了!雨停了!’果然雨停了,晴空万里。”凭吊结束后,戴澄东从大榕树下取回两小袋土,带回父亲在安徽老家的墓前。

　　2013年1月26日,戴澄东再赴缅甸,在禅邦孟密县莫洛山寨莫洛寺,出席纪念抗击日本法西斯在缅甸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将士们的怀念佛塔安置塔伞开光仪式。阵亡将士的英魂在此得以安息,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被中缅人民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