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或为“羊的传人”：炎帝部族曾以羊为图腾

　　1954年，一个叫张欣如的年轻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仓库中发现它时，它看上去粗糙、破旧、颓败，仿佛随时都会垮掉。因为战乱，它碎成20余片，仅被简单粘合在一起。

　　之后两个月时间里，日后声名鹊起的文物修补大师张欣如将之细细修补，并将残缺重新铸造，它才又恢复了3000年前秀美而威严的样貌。

　　青铜器的尊口向外舒展，肩部盘绕着蛇身而有爪的龙，58.6厘米的高度、52.4厘米的边长和34.5公斤的重量，令人叹为观止。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腹部四角的四只大卷角羊——头伸出尊外，蹄踏在尊底，栩栩如生。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正因为这四只大卷角羊，它被专家命名为“四羊方尊”。经过考证，人们确定，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器物。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的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这时进入高峰。

　　而四羊方尊并非最早将羊形制作于器物上的历史文物。

　　自中国史前时代开始，在先民的观念里，羊已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更是敬献给祖先祈求吉庆的祭祀品。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塞，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到甘肃齐家文化，早在羊被东亚大陆先民成功驯养后，其形态就常常被描绘至器物上，或直接被做成器具。

　　这一传统流传了5000多年，从祭祀礼器，到墓葬明器，从彩绘墓砖，到水墨工笔画，这些材质和具象不尽相同的器物，令羊的形象有了图腾的意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倒不如说是“羊的传人”。

　　“龙中有羊，龙羊一体”

　　说起远古先民与羊的关系，“六畜”是绕不开的。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对动物的认识程度，远古先民先后选择了马、牛、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它们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成为家畜。

　　《三字经·训诂》对这六种驯养的动物有着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

　　从中可以看出，当先民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羊被奉为第一祭品。在人们看来，性格温顺的羊是美与善、吉与祥的象征，他们视羊入梦境为吉兆喜示，甚至认为是王者之兆，自然会以羊祭祀，祈求吉庆。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殷墟中期文物——四羊首铜罍，就与四羊方尊一样，是一种盛酒礼器。罍是一种小口广肩、深腹圈足的器物，也是把羊首铸在器身肩部，羊的双角、两眼特别突出，醒目而传神。

　　根据专家的研究，在礼器上镌刻羊纹，或是铸造羊首，能增加器物庄重肃穆的感觉。除此之外，也有祈祷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意思，或是延伸到对于国家、家族兴旺的期盼。

　　由此，更引发出一些民族的原始图腾，如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族，就以羊为民族图腾，其崇羊的诸多风俗就延续到了今天。

　　更有观点认为，“龙中有羊，龙羊一体”，说华夏民族以龙为图腾，自称“龙的传人”，倒不如说是“羊的传人”。

　　远古华夏族祖先之一的炎帝就出自“姜姓”，以“羊”为部落名和姓氏的古羌部族。根据释义，羌为牧羊儿，姜为牧羊女，而炎帝所在的部族恰以羊为图腾。直到后来，炎、黄二帝所在部族与其他部族历经融合，“龙”这一聚集了多种动物形象的图腾，才慢慢形成。

　　甚至有研究者说，虽然象征宏伟和气魄的龙，与拥有友善、吉祥、纯洁、鲜美、公正、讲礼、和合、奉献品质的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两种性格，但羊本身，却也是两种性格兼备，柔和之外有刚毅。

　　“龙中有羊，龙羊一体”的说法也在青铜礼器上有所体现。与羊有关的青铜礼器上，龙常常与羊结伴出现，如四羊方尊，就是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

　　另在唐传奇《柳毅传》中，本是祝福五谷丰登的羊则成为跟随龙布云播雨的神物：“柳毅路遇牧羊女，女子请他代传书信，并自言是洞庭龙君之女。柳毅同情龙女的不幸，又好奇地问：‘你既是龙女，牧羊何用？难道神灵也像人间一样，畜牧为了宰杀吗？’龙女答：‘这不是羊，是雨工。’柳毅问：‘何为雨工？’龙女答：‘雷霆之类也。’”这段描述中，龙女牧羊，而羊是雨工。

　　怎么分辨贵族？看墓葬里有没有“羊”

　　到了两汉时期，羊的“图腾”意味更加清晰而明确，它的形象也逐渐从单纯熔铸、雕刻于器物之上，转而变身为器物的最终形态，或进入贵族陵墓的壁画和彩绘中。

　　公元前117年秋，万里追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猝然而逝，年仅23岁。当时，汉武帝不胜辈伤，下令风光大葬霍去病，更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坟墓，还从祁连山运来巨石块，雕成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牛、石象、怪兽天羊、人抢熊及野猪等，排列在霍去病墓前，以彰其“马踏匈奴”的赫赫战功。

　　这些石人石兽，就是中国古代陵墓前最早的石像生。据《封氏见闻录》记载，石象生最初的作用是装饰和点缀陵寝，及作为墓主的仪仗銮驾。而石羊，则是銮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羊已不仅仅是“吉祥”的化身，更被赋予“瑞兽”的地位。在这个重厚葬的年代，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习惯在墓中陪葬各种“羊文物”，为家人及后世祈祝吉祥富贵。

　　除了之前所说的石羊，雕刻着羊的“摇钱树”算得上是贵族墓穴中最常出现，与羊有关的明器（即冥器）。它常常是一株饰满铜钱的铜质或陶质树，靠近根部的树座上，有各种动物的浮雕，除了蛤蟆、玉兔，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

　　其中最为精美者，或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一株羊纹摇钱树座。1942年，这株“摇钱树”在四川彭山县的东汉崖墓中出土，高4.27厘米。铜质的摇钱树干插在人和羊首之间的羊背上，而树座顶部，赫然是一名面容清晰的骑羊者。

　　墓穴出土的羊形宫灯也有不少，它们不仅代表了吉祥辟邪，还有“具体用途”。河北满城中靖王刘胜墓中，就出土了一盏卧姿铜羊灯。这只“羊”的设计算得上巧妙——羊腔内可盛灯油，背部是个活盖，羊脑后面装了一根活轴，通过颈后的弧形短柄与背盖相接。提动背盖尾端的小提钮，就可以让背盖翻起，顶在羊头上，成为灯盘。将灯油取出放在灯盘中，就可以点灯使用了。

　　根据资料，大多数汉墓中都有以羊为主题的壁画。

　　江苏徐州燕子埠的彭城相缪宇墓内，就发现了铭曰“福德羊”的石刻画——一只双角盘卷的羊看上去健壮有神，它的背上落着一只瑞鸟，右侧则是一只麒麟。整个画面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祈祝福祥、求得瑞应”。

　　但在吉祥之外，《杂五行书》曾记载：“悬羊头门上除盗贼。”《新言》则称：“初年悬羊头碟鸡头以求富余，因而，墓穴中的羊头刻画，还有避除邪恶的意思。

　　相较于寓意强烈的这些羊瑞图，成都西郊曾家包东汉墓中的《农作·养老图》画象石，则更侧重于展示两汉时期农牧并举的庄园生活。这个墓穴的两侧高处，绘有一幅双羊图，两只卷曲盘角的绵羊，一前一后，昂首互视，举步走向一株牧草。

　　羊群兴则部族兴，羊的生殖能力很重要

　　在上下五千年历史之间，游牧民族对羊的重视和崇拜，催生了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羊文化。

　　对游牧狩猎者而言，他们驯羊的同时，也捕猎野羊。羊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羊群兴旺则部族兴旺，羊群凋零则部族凋零。

　　于是，几乎所有游牧先民留下的与羊有关的岩画，都包含了一个意思：羊为衣食之源，因此希望羊群繁衍，羊只增加。

　　新疆米泉县独山子的一幅岩画上显示的，是两个猎人分别将箭射入两只雌性山羊臀部。这幅岩画透露着原始巫述的味道。古时，箭除了用作狩猎之外，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这幅岩画就是希望通过箭，将人的生殖力传递给羊，是人与羊的交感和互渗。

　　也有岩画会通过描绘怀孕的母羊，或刻画交媾中的羊来祈求羊只增加、羊群繁殖。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有一幅岩画，画面中四只山羊呈“井”字形排列，皆昂首挺立。其中一只鼓腹，显然是已怀孕的母羊。新疆托克逊县的一幅岩画上，刻有两只小羊和三只大羊。三只大羊糅合在一起，其中两只前后相向站立，前面那只前腿立地，后脚抬起，是正在与后面那只交合的情状。

　　有时候，为了夸赞羊的生殖能力，代表生育的阳具还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被刻画得异常粗大。

　　这与人类的生殖崇拜具有同样的意味。羊是胎生，每年可育一羔或双羔，这和人类很相似。所以游牧先民中，女性对羊很亲近。新疆温泉县的一幅岩画中，羊的双角盘成椭圆形双圈，中间还有一个三角形点，宛如女性生殖器符号。

　　当然，羊于游牧先民而言，不只是有生殖崇拜的意义。

　　北地的羊岩画中，还有母子同乐图、人羊共嬉图、双羊角力图，也有表现羊与羊之间亲昵、友好的对羊图。还有的岩画描绘了羊与草原上其他动物的关系，如羊与马、牛、鹿等动物共处一幅岩画中时，画面上充满了和平、安宁的气氛；而恶狼猛虎闯入羊群时，画面则显得紧张、动荡。

　　岩画整体风格质朴古拙、生动传神，不论是羊嬉戏时的快乐、悠闲，还是受惊时的慌张、恐惧，或是头羊的威风、神气，都栩栩如生。

　　游牧民族的先民们刻画的羊多为侧影，羊头和羊角是被重点表现的部位特别是羊角。有的羊角弯曲成几个同心圆，有的则异常硕大，甚至延至尾部。这也和羊角是羊之力量所聚不无关系，每当雄羊发情争偶时，羊角就是最好的战斗工具，可以以角互抵，或是自卫。

　　当“南羊”遇见“北羊”

　　西晋末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随着异族的大举入侵中原，游牧民族带来的异质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自两汉以来渐渐定型的中原农耕文明。

　　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江南水乡和东海之滨的“鱼文化”，与从漠北南下的“羊文化”发生了直面冲突。

　　两种文化本身，并没有高低之分。正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说，“夷人鲜卑，游牧民族之后裔，善习射、畜牧、狩猎，多食羊肉酪”。这就是所谓北方的“羊文化”，粗犷坚实、带有某种野性气氛，又因为常年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1970年代，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了一批牧畜图彩绘砖。

　　这是古人在砖上用线条和色彩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河西走廊西部出土的魏晋时期彩绘砖，内容丰富，色彩鲜艳，绘技高超，构成中国美术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牧畜图在一号墓，墓穴的壁画上，自右至左画着黑山羊3只，白山羊9只，白牛1只，右下方有一身着窄袖短袍的边境牧民，右手前伸作扬鞭状，正守护着一群羊和马前行。对于这幅画，美术史家曾称之“用笔简洁奔放，线条潇洒随意”。

　　这时期的北地羊文物，如墓室羊题材绘画等，在内容上注重写实，展示游牧生活和羊群图景，绘画风格则简洁粗犷，笔触洒脱不羁，呈现着一种朴实、自然的风格。

　　而江淮以南“中原甲姓，避难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民风所被，常食鱼饮茗”，这就是“鱼文化”。与之相伴的是育种、垂钓、温炖、米饭，所带来的联想，则是流水、草长、船舫、闲聊，从而形成细腻、柔软，带有某种温馨气氛的文化特质。

　　其实，南方原本也有养羊的传统。不过，当农耕社会愈发成熟，羊在南方人生活中的作用慢慢淡化了。它最终变成了古老的吉祥符号。

　　几乎与魏晋墓彩绘砖同时出土的南方“羊文物”，是一件在安徽宣城发现青瓷羊形水注。它与彩绘砖比起来，可谓是娟秀精致。

　　这件青灰色的青瓷水注，整体是一只高10厘米，最长11.6厘米、最宽6.8厘米的跪状小羊，直颈，鼓腹，羊首平视，羊角弯曲向后到耳后，背部有三个出水口，一高两底。尤其有趣的是羊形水注的腹部，还刻划有双翅纹，也许，是想让羊跻身可腾空飞翔的天兽之列。

　　用羊的造型做文具，既为实用品，又为吉祥物，这正是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先民口耳相传的“羊者，祥也”的寓意。南方人定居农耕，牧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极少，在羊与人的直接生活关联淡去的同时却也赋予了南朝羊文物更丰富而抽象的寓意和想象：吉祥、喜庆、和乐、腾飞……

　　于是，南北两方同为“羊文物”的器物，成为羊文化各自演进后，彼此差异性的集中体现。

　　“三羊开泰”的大一统

　　经历了三百年纷乱时世后，中国终于进入隋唐大一统时代，而“羊文化”和“鱼文化”的差异弥合，早在乱世中就已开始，更随着中国南北一统，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被汉族完全同化，而趋向更深度的融合。

　　在这之后的“羊图腾”，则追随着大一统、民族融合的步伐，实现了南北合流。“三羊开泰”渐渐成为各种关于羊的文物表达最多的主题。

　　三羊开泰，其实是由《周易》的“三阳开泰”谐音而来。

　　由于“阳羊”谐音，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易学家们就把“羊”借为“阳”的象征符号，“三阳开泰 ”也就渐渐在民间演变成“三羊开泰”，成了传统的吉祥语，并被描画成吉祥图案。明清时期，可谓是三羊开泰图案最为频繁使用的年代了。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以它为主题的绘画，不仅民间画手青睐，甚至在宫廷中，一些皇帝也非常喜欢。

　　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羊开泰图就是明宣宗朱瞻基所画。他可算得上是明朝最具艺术天分和才华的皇帝艺术家了。画上呈现的，是一只母羊与两只乳羊，并以竹树与茶花搭配为衬景。“羊”与“阳”谐音，“竹”与“祝”谐音，所以这张画具有祝贺“三阳开泰”之意。

　　另一幅时常被人提及的画作，则是清高宗乾隆帝于1785年御制的水墨《三羊开泰图》。图上可见乾隆帝自书行书“开泰说”，讲述“三阳开泰”的由来：“羊交三而成泰……泰者，通也，又安也。”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泰”的理解，认为君子，尤是一国之君，只有“终日乾乾”，才能达到“安而弗危”、“恒守其泰”之境界。

　　三羊开泰的吉祥意味，经历明清后，在清末民初，直至当代依然广泛存在。在清末民初，大户人家里常可看见中堂正位太师椅条几上，摆放着一对绘有“三羊开泰”图案的粉彩瓷瓶。这类瓷瓶上的绘画，大多集中在同一个半面，另一面则是空白，摆放时总把三阳开泰、连升三级之类的图案朝外，以求给家族带来吉祥和好运。

　　到当代，三羊开泰这传统的吉祥图案，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广泛地呈现在各种艺术品中。也许是书画，也许是玉石，也许是景泰蓝，也许是鸡血石……

　　所谓“紫气东来吉祥多 三羊开泰福瑞长”，这是当之无愧的汉民族首选吉祥图腾，而同样在被广泛使用的龙图腾，则显得过于霸气、宏大。亲切、喜庆的羊图腾，无疑更得民众青睐。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