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个德国搪瓷锅可卖出奔驰价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搪瓷

　　今年78岁的原重庆搪瓷厂党委书记陈之光，是抗美援朝老兵，当年在老家合川入伍。他说：“我们是1951年9月16日入朝，正好是中秋节。我入朝时的部队是志愿军三兵团60军，军长是韦杰，五次战役后，1952年他回国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张祖谅继任军长。张祖谅本来就是60军的老军长，韦杰走后，他参加指挥了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最后一仗。

　　1953年10月2日随部队过图们江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回国后在江、浙、皖一带训练，准备打台湾。后来形势变了，就不打了，到1969年，我就转业到了搪瓷厂。”

　　在朝鲜，作为一名卫生兵，陈之光接触的搪瓷产品，除了药桶、腰盘等卫生搪瓷，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赠给最可爱的人”茶盅。白瓷底上面，搪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红字；茶盅口边沿是宝蓝色滚边，茶盅接近上沿，是靛蓝底反白的和平鸽一方连续纹样，现在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工业设计。他想不到，自己后来大半生都会和搪瓷打交道。

　　重庆搪瓷厂最先这样叫，后来分出几个厂之后，才叫重庆搪瓷总厂，是西南乃至全国最大的搪瓷厂。做搪瓷得先制釉、制坯，然后把釉和坯烧面一体，就成了搪瓷制品。“要经过冲压、酸洗、搪瓷、喷花、烧瓷这些工序。”

　　喷花

　　周忠惠曾是冲压车间女工，从小在较场口长大，1971年从川北当知青回来进厂。她说“我们冲压是第一道工序，最先用日本进口的铁皮，后来是武钢出的。一般的盆盆碗碗较小，好压，最大的是保温桶和浴缸，很深，很宽，要用一块铁皮无缝成型，得用拉伸性很好的铁皮才行。”

　　陈之光说：“茶筒要60丝厚的铁皮才拉得起，碗是25-30丝，盅盅要30-40丝。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台湾老板好奇，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么大一块铁皮一次就压成保温桶和浴缸，他想挖人，开出房子、车子的条件，结果我们厂的师傅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不得走。”

　　冲压是一种较危险的工种。周忠惠说：“危险主要是往冲压机上喂铁皮的时候，手指要贴着铁皮边缘，不能放在铁皮上。有天我去解手，路过一个工位，看到一个女娃儿手放在铁皮上喂料，心想，她恁个，不遭呀？我一转身，就听到一声惨叫，她把铁皮一喂进去，咣当一声。手指就断了。喂料大意不得，有些老师傅都遭过的。有的接起了，有的没有。接起的，手指也很僵硬。”

　　冲压工虽然较危险，但没有其他工种比如喷花工的空气污染。陈之光说：“釉是生产陶瓷、搪瓷、玻璃和景泰蓝的原材料。搪瓷就是先在黑铁底板上喷黑釉，只有黑釉可以附着在铁皮上，再喷白瓷，再喷花。喷厚了要流，喷薄了又不够。金属底板越厚，瓷釉层在上面的附着力就差，就像我们穿衣服，厚衣服没得薄衣服贴身，所以有的搪瓷制品要几搪几烧。”

　　陈之光老伴谭宗英曾是喷花车间一名喷花工，她说：“洗脸盆和饭碗上的字和图案，都叫喷花，都是我们喷上去的。”

　　周忠惠说：“喷花工每人边上一炉炭火，后来是天然气火。先把瓷板烤热了，再在上面喷花。喷花工有重金属污染，所以有点劳保，发点白糖和黄豆这些。我们冲压工没有。”

　　搪瓷曾是中国的国民搪瓷，物美价廉，是继陶瓷之后最普度众生的日用工业品或工艺品，但危机也悄然来到。陈之光说：“文革结束后，日本搪瓷工业代表来重庆访问，就说搪瓷是夕阳产业，不锈钢产品将成为主流。当时我们也转型搞过不锈钢，但成本高，当时社会上的购买力不行，我们就没有搞下去了。”

　　当时中国和重庆搪瓷无论是国内和国外，都卖不起价。陈之光至今记得：“我们做一套搪瓷烧锅，有7个，只卖二十几元，而一套德国搪瓷烧锅5个，卖价就相当于一辆奔驰车的钱。”

　　1986年开建沙坪坝中渡口石门大桥，把重庆搪瓷厂一劈两半，“大桥的引桥和公路，刚好从我们厂的幼儿园和大礼堂穿过，办公楼也占了一半，我们的厂区只好往江边退。拆办公楼时，我发现大楼门厅里原来有一块《毛主席去安源》的搪瓷画像，不见了，就问到哪去了，说是当废品卖了，我叫人去追，但不知去向。1米多高的搪瓷画像，是钢板坯子，很重，可以说是我们厂的代表作之一，太可惜了，我后悔得不得了。”

　　美工

　　厂里的高级工艺美术师谢绍章也记得这幅《毛主席去安源》，但他记得没有1米多高。他说：“是我们一个美工侯永生画的，原画是油画，但做成搪瓷画后，效果肯定就跟原画有点不一样，就有点彩色版画的效果。大小在80X45cm的样子，因为烧瓷的火炉口只有这么大，大约只能装进一个面盆。”

　　谢绍章1954年进厂，原来在红岩村汽配厂当厂长秘书，喜欢写写画画，“工业局局长马力跟我们厂长说，搪瓷厂差美工，就把我调来了。”

　　谢绍章出生于南京，抗战时期跟父母逃难到重庆。父亲是南昌中学的美术、英语教师，到重庆后也在中学任教。“家里三兄弟都学美术，弟弟川美毕业后，到广美读研究生深造，后来在广州工业大学教书；大哥在云南军区文工团当美工，转业到30中当美术老师，我也是从小自学画画。”

　　不过美工在搪瓷厂这种工厂是不受重视的，“记得我调到厂里时，人事干部也没把我看上眼，说你是美工，给你定个干部资格，算是优待你了。我说，我不是美术工人，喷花制版的才是，我是美术工作者。”

　　其实美工是搪瓷非常重要的工序，搪瓷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全靠千差万别的美工包装。跟新年画和花白一样，搪瓷美工的年代感特别强。“上世纪50年代，画花草虫鱼多，60年代是山水，我画过重庆风光系列，南泉、北泉这些；70年代，样板戏和工农兵人物、革命语录，但工农兵人物不能做在脸盆底上，因为脸盆也可能做洗脚盆，踩着工农兵的脸洗脚不好。”

　　神灯

　　重庆搪瓷厂文革前的商标是灯塔牌，喷印在盆盆碗碗底部。但文革开始，革命歌曲唱的是“你是灯塔”，灯塔成了象征，而一个搪瓷厂，显然不是灯塔，所以不能再用了，陈之光说：“我们就变成竹叶牌，成都搪瓷厂是我们的徒弟厂，他们的商标是熊猫，所以当时大家就开玩笑说，熊猫吃竹子，成都搪瓷厂二天要把我们吃了，但最后，他们还是比我们先破产。”

　　工人发明家苟文彬是重庆搪瓷厂传说般的人物，“他最先是副厂长，后来是厂长，还当过科委主任兼硅酸盐研究所所长。看到工人就打招呼，很豁达的一个人。”

　　陈之光跟老苟之间还有一个段子。1973年，市科委、卫生局牵头搞了一个科研项目，针对大石坝石门地区的搪瓷厂、通用机械设备厂和化工研究院等轻工业和化工集中的行业，进行肿瘤普查。

　　陈之光参加了普查：“结果我们厂有肺癌，喷花车间主任就是肺癌，但酸洗工段100多名职工平时很少生病，更没患肿瘤的，我在想，可能是酸洗附带的杀菌效果造成的。我就对苟文彬谈到这事，我说你脑壳灵光，我们厂酸洗少病人，你能不能搞个东西？他就去研究，后来搞出了苟公牌神灯，用火盘转换成微波杀菌。他给我们厂送来用，我问他收不收钱，他说，我的娘家人，收啥子钱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