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因缴不起学费曾在染坊当学徒 靠官费上中学

　　编者按：今天，2月6日，是夏衍逝世20周年的日子。在20年前病发昏迷的前一刻，其秘书说：“我去叫医生”，夏衍立即止住他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夏衍，人称夏公，谦谦君子，朗朗风骨。他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剧作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文化干部。先于1924年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国民党，后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领导进步文艺运动，译有高尔基《母亲》等外国名著，创作电影剧本《狂流》、《风云儿女》等，话剧《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解放后，夏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在夏公逝世2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本报获得夏公家属的授权，独家首发他于1975年为子女而写下的《我的家史》。并请夏公晚年陪伴身边的孙女沈芸作文，介绍《我的家史》的写作经过。

　　夏衍一生光明坦荡，虽然历经风雨磨难，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损目折肢，身心俱伤，但他说：“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夏衍《我的家史》本报独家首发

　　我家原籍河南开封，宋室南渡时，才随当时的所谓“义民”南迁至临安(今杭州)落籍。经南宋、元、明、清四朝，至清朝末期，已成为相当富裕的中层地主阶级。从祖传的“堂名”(八咏堂)、我父亲的名字(雅言)、以及亲戚关系来看，大致是中层官吏兼地主的所谓“书香门第”。十九世纪初，在仁和县(杭州府原有两个县：仁和、钱塘)骆驼桥及艮山门外严家弄，均有相当大的房产，祖坟也占很多土地，并出资修建了一个寺庙(在严家弄西、名“月塘寺”)。但经太平天国战争，这个家族就迅速没落，骆驼桥的房产被焚毁，严家弄的房子曾作为太平军大将陈玉成(即“四眼狗”)部属的指挥所。

　　陈玉成占领杭州时，我祖父曾被俘，他当时才二十岁，因“知书识字”，陈玉成转战苏皖时，他当了陈玉成的侍从(或秘书)，太平天国失败后，才回杭州。又在骆驼桥旧址置了一所较小的房子，不久考中了“举人”，但没有当上官，因此家业就逐渐衰落了。

　　我的祖母，是章太炎的堂妹。生二子三女，我父亲是长子，名沈学诗，号雅言，生于一八五七年，次子及一个女儿均夭折，所以我童年时，只见到过我的大姑母(适樊氏)、二姑母(适李氏)及四叔父。大姑母的公公叫樊介轩，当过“学台”之类的官，住杭州门富三桥；二姑母的丈夫叫李巽甫，也在安徽做“道台”之类的官，二姑母死在安徽，二姑夫即续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姑母，但这位二姑母还是对我家十分关切照顾。四叔父我只在五六岁时见过一次，只知道他住在苏州，家境也很困难。我父亲在考取了秀才之后，没有中举，中年就不再应考，他读了一些医书，据母亲说，他虽未正式行医，但经常有人找他治病，并搜集了不少民间验方，乐于为农村的熟人治病。四十岁后，他身体发胖，为此，在我四岁时的一个除夕前夕，他中风去世，终年四十八岁。

　　我母亲是德清徐氏，名绣笙，她的哥哥徐爱庐，是德清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开酱园、并在一家当铺有股本。他有七子一女，我粗知人事时，他已六十多岁，据说他也是一个不第秀才，中年经营商业，六十岁后把业务交给他的长子和四子(老三早逝，第五个儿子是一个白痴)，自己种花养猫自娱。我母亲识字不多，但知道许多掌故，和三国、水浒的故事，酷爱戏剧，农村庙会演戏，不论京剧、绍兴大班，她一定去看，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我七八岁时，记得她还带了四姊和我，到杭州“成站”的戏院去看过一次京戏。她有一个特点是不信佛，她一辈子不上庙、烧香、念佛，但每逢“辛”日吃一天素，叫做“辛素”。据我所知，我十岁前后，还用过一个姓韩的长工，农忙时也请过短工，但对这些人她是很宽厚的，有病时她还送给他们一些家藏的药物。她曾一再对我们说，她的婆婆(即章氏)“很厉害”，经常打丫头，所以她以不准买丫头定为“家训”，因此我的几个姊姊，特别是嫁在德清徐家的大姊和四姊，尽管徐家的三房、四房等都有了丫头，她们还是只雇保姆，不买丫头。我兄嫂也从未买过丫头。

　　我同胞哥、姊六人，长兄名乃雍，号霞轩，大姊生于六月，名荷官，二姊生于五月，名榴官，三姊名阿芷，四姊无名，小名七毛，长成后自己取名明轩，我是“老来子”，母亲生我时已四十七岁，取名乃熙，号端轩(后自己改名端先)，(在大哥和我之间，还有二人夭折。)大哥娶德清蔡氏，生三子(瑞华、葆华、彤华)、一女(斌娥，早夭折)，大姊适德清徐梦兰(即我母舅的长子)，二姊适德清袁翰周，三姊在十二、三岁时过寄给苏州的四叔父，后适苏州张剑鸣，四姊适德清徐景韩，(即我母舅的第五子)，大姊和四姊都是表姊妹结婚。我母亲于一九三六年卒于严家弄旧居，终年八十岁。抗战后，杭州沦陷，严家弄故居曾被日寇及其爪牙侵占，开了一家丝厂，一九三九年为新四军游击队袭击，着火焚毁，我当时在桂林闻讯后，曾写短文“旧家的火葬”，发表于桂林“救亡日报”。

　　据我母亲和樊家的大姑母说，在太平天国之前，我们这一家是相当富裕的“书香门第”，这一点，从我祖辈的房地产和姻戚关系都可以说明，第一、严家弄的那间五开间、三进连带果园和后园的大屋子，在我祖父辈之前，据说是每年春冬祭祀扫墓(我家祖坟都在艮山门外)时暂居的地方，平时由“坟亲”(照料坟墓的佃户)保管。直到我祖父随陈玉成北上，兵败回杭州时，城内的本宅被焚毁，重建的房子很小，这样，我父亲才以严家弄的房子作为定居之处，这件事说明，在我父亲之前，“家业”很富裕。其次，从亲戚关系来看，祖母出生于“余杭章家”，是著名的浙江“望族”，我的两个姑母，都嫁给“官宦人家”，大姑母、二姑母的夫家，都是抚台、学台一类的官吏，这一点说明了我们老家的社会地位。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农村破产，加上我父亲是一个迂阔而比较恬澹的人，据我母亲说，他考了一次举人不中，就不再应试，在家里读书(读了不少医书)自乐，有人请他去“坐馆”(当私塾的教员)他也婉谢不去，这样，“坐吃山空”，很快就没落了。特别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初知人事时，我们一家已经到了只有得到亲戚的周济，才能勉强维持的程度。当时能周济我们的，主要是大姑母的樊家、二姑母的李家，和我母舅的徐家，所赠周济，也不过是逢年过节送一点衣物、和借十元、五元的现金而已，我十二岁时，大姑母去世，樊家就渐渐和我家不相往来，李家则一直到我去日本时为止，仍保持着这种同情和接济的关系。至于余杭章家，在我童年时已无直接来往，只不过每逢婚丧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仪礼而已。苏州的四叔父，据说家境也很困难，后来也很少来往。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大哥不久到德清去当了学徒，并送走了三姊。当时生活来源，主要是每年养一季蚕，及从很少的田地上收获的粮食、蔬菜，以及养了几口猪。由于全家没有一个整劳动力，除养蚕时全家动员外，采桑叶也还得请短工，特别是大姊、二姊出嫁，大哥娶妻，不得不卖掉的十多亩地，因此，到我十岁时，连我上小学的费用也无法筹措了。母亲下了决心，把我送到德清徐家，母舅供住食，学费另杂由两个姊姊分担。我到德清上高小的第二年，碰上了辛亥革命，我母亲也带着七毛到了德清，当时浙江尚未光复，我表兄有意逗我，说革命党来了要剪辫子，你剪不剪？我说剪，这样他就给我剪掉了辫子。

　　在我童年时期，家境穷困到靠亲戚周济和当赁衣物来维持的程度。我高小毕业后缴不起学费，只能在艮山门内的一家染坊当了半年学徒，但不久，德清县因我高小毕业时“名列前茅”，决定给我“官费”上中学(每学期六元，一年共十二元)，我才进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可是，有了官费只能供学费，伙食、书籍费还得自筹，这就形成了每学期都要欠缴膳费的情况。当时，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两榜秀才”，因为每学期考试成绩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同时，每学期催缴膳杂费的榜上，我也经常“榜上有名”。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经千辛万苦，让我读完了四年中学。有一件事使我记忆很深，当时我有一双皮鞋，碰到下雨，因为没有替换，就得穿湿鞋子熬过几天，后来李家姑母知道了，送给我一双“钉鞋”，可是在当时，一般同学雨天都穿“皮鞋”了，我穿这双只有“乡下人”才穿的“钉鞋”，就成了同学们开玩笑的对象。从童年时代，我的几家亲戚都是富户，表兄弟们都穿新衣，带点心上学，而我则连一件没有补钉的长衫也没有，这种生活一方面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感，而同时，由于我考试常常考第一，产生了一种只要“自我奋斗”，就能摆脱被人瞧不起的想法。更重要的，因为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度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在我当了半年多的染坊学徒时，亲身经历和看到了工人生活的苦痛，因此，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我比较容易地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一九二○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读了一些过去从未接触的书籍杂志，但现在回想起来，触动我最大的，还是民族、民主思想，我读了“波兰亡国恨”、“扬州十日记”之类的书，也看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之类的杂志，一九二○年还参加了浙江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周刊“双十”(主持其事者为浙江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宣中华等)。但我当时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分不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我读到第一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但那已经是一九二二年到了日本之后的事儿了。

　　我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时，学业成绩是“甲”，但因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当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所以“品行”被评为“丁”。毕业后，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不成，这时，“甲工”的校长许炳堃(缄甫)忽然找我，说学校可以以公费送我到日本去读书，我就于一九二一年秋到了日本，翌年，考上了在福冈户畑町的明治专门学校(私立的工科大学)电机科，获得了官费。此后，一方面摆脱了穷困，同时也正在这时受到了“五卅”运动和当时日本高涨的学生运动(马列主义)的影响，参加了政治活动。

　　我在日本念书时期，大哥得到了他妻舅蔡谅友之助，在家里开了一家有三架织绸机的手工业工厂，为了办厂，又卖掉了仅剩下来的田地，从那时以后，我家和樊、李两家都已实际上不再来往。德清徐家，也逐渐衰落，到我一九二七年从日本回国时，除了三个姊姊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戚了。我在一九三○年和蔡淑馨结婚，定居上海，这之后，有经常来往的就是蔡、袁两家，连德清徐家，也很少来往了。

　　我参加政治活动后，不论二十年代在日本搞国民党总支部的组织工作，或者三十年代在上海搞翻译、电影、写话剧剧本，以至抗战时期办报纸，尽管环境艰苦，但我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桂林、香港、重庆搞统战工作，不止一次得到上级的嘉许，这样，我从过去的自卑感走向反面，形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同时，也加强了我“自我奋斗”、“白手成家”的信心。年岁大了，这种性格就愈加凝固，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比较细致的作了自我解剖，可是，当我真正感到“今是而昨非”的时候，已经是身心俱惫、来日无多的年岁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沈宁妥存 七六。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