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诗人王老九:受毛主席接见 不会写的字画圈
随着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39岁的湖北农妇余秀华火了。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一场“新民歌运动”的开启,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涌现、备受追捧,并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重新审视早已受冷落的“农民诗人”、“农民诗歌”,如果剥离那个年代特有的一些符号,那些来自田野乡土的诗作,有着一种久违了的朴素清新的气质。
不久前,随着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39岁的余秀华火了。面对突然的走红,这个家住湖北省钟祥市石排镇横店村的农妇,回应称,自己的身份顺序应是女人,农民,诗人。
无疑,余秀华是个女诗人,更是个农民诗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一场“新民歌运动”的开启,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涌现、备受追捧,并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
然而,当历史的喧嚣散去,重新审视早已受冷落的“农民诗人”、“农民诗歌”,很多人会发现,尽管当年那些诗歌大都附加着政治光环和意识形态符号,但如果剥离这些,这些来自田野乡土的诗作,有着一种久违了的朴素清新的气质。
就像时下正红的余秀华所说:“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53岁的王澎前不久翻找旧物,在老屋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一堆信件,其中一张旧式的牛皮纸信封,落款赫然是红色字迹“中共中央西北局 缄”。王澎取出叠着的两张信纸,不禁叫出声来。
收信人是他去世多年的父亲,而寄信人是习仲勋。
信纸已发黄,是用红细线竖分了8格的样式,抬头从右至左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用笺”十个字。第二页信纸的左上角,还盖着一枚竖条形的红色收发章:“发字七十七号”。
这封信的字迹是蓝黑墨水钢笔手写体,繁体字和简化字相间,落款签着习仲勋的名字,还盖了一方小小的白文篆字印章,鲜红如昨。
信是这样写的:“继洲同志:来信及你父亲的诗集都看到了。你父亲的诗作,因为反映了生活的实际,代表了人民的而主要是农民的心愿,通俗易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喜读乐闻,亦为多数文艺工作者所爱戴;这是他的创作成功的地方。希望他努力学习文化,更加提高写作能力。此致敬礼。习仲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王继洲是王澎的父亲,信中提及的“你父亲”,是王澎的祖父王老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名一时的农民诗人。
跟郭沫若当面赛诗,“心里喜得像蛤蟆跳”
王澎是最近几年才开始重新认识祖父的。过去,别人提到王老九,王澎说,“那是我爷么”,就是“给我从小买糖吃,天天厮跟着的爷呀。”仅此而已。
一件小事改变了他。有一年,王澎去安徽,闲聊时,当地有个中年人问他从哪来,他说陕西。没想到对方念起了几句诗:“电影院里乌冬黑,演的苏联打德国。”“国”念的还是陕西音“guī”。对方说,这是王老九的诗,是你们陕西人,你知道不。
祖父去世了这么些年,还有外地人说起他。王澎很意外。
按王澎以前的想法,爷爷王老九就是个关中老农民:瘦,大个子,冬天一身黑棉衣,天热是白布的对襟大褂、裤子,戴圆坨坨眼镜,抽旱烟袋锅,爱咥个老碗面,逢集了,就带着他去逛,买个糖豆给娃们吃。不一样的,爷爷会作诗。
王澎看过央视播出的纪录片《百年中国》,“凯歌行进”篇的第4集《改造的力量》。一开篇,就是王老九的镜头。只听赵忠祥在解说:“陕西临潼北王村,有一位农民叫王老九。解放前,他一无所有。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还学会了写字。这位老农编出了三百多首快板诗,赞美农村的新景象。他的诗,一度选进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
镜头从农民分地切换到火车头。“1953年9月,农民诗人王老九第一次坐上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只见王老九站在毛主席像前,对着麦克风,一手拿着发言稿,一手有力地挥舞着,用陕西口音念着他写的诗,“团结的力量都比天大”。
镜头再一切换,是在颐和园举办的一场赛诗会。坐在藤椅里的王老九埋着头,把一页纸铺在腿上,像拿毛笔那样捏着钢笔,还跷着小拇指,“当时写下了一首诗,抒发自己见到郭沫若时的激动心情”。
画面中,王老九与郭沫若并坐,还是一口秦腔大声念起来了:“郭老人老心不老,写诗更比李白高。日日夜夜我想见,胡子盼白也见不到。今日相会颐和园,我心里喜得像蛤蟆跳。”他用手抬了抬郭沫若的手臂,“希望老兄手托我,同往共产主义跑!”
王老九念一句,大伙乐一阵。念完了,就都鼓起掌来。左耳戴着助听器的郭沫若也乐不可支,把手举起来使劲拍,还对王老九说,“好诗,真正好!”
快板诗斗地主,王老九上报纸成了名人
很少有人知道王老九的本名叫王建禄,他排行老九。
说起来,王老九是颇为久远的人物了——他出生那年,清朝正在跟日本打甲午(1894)海战。他经历了光绪和宣统两个皇帝,还有民国的一大堆总统,直到1949年,他始终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民。除了年轻时去镇安、柞水一带打过短工,到西安讨过饭,王老九几乎没离开过老家临潼相桥。
他没有念过书,只在16岁那年读了大半年私塾,“一年学费要五两银子”,家里掏不起,就又回到地里抡起了锄把。
虽说不识字,王老九却有个过人之处。他从小喜欢看戏,“听过两三次就能把唱词都记在肚里”。他在地里抡锄头,常常从口袋摸出戏本翻看,口念手指,一一对应,整本唱词居然也能不打绊地念下去。王老九曾说,写诗怎样押韵,怎样能顺口,我都是从戏词里学来的。
戏词记得多了,王老九就开始自己编。32岁那年,他编出了第一个快板诗。他见村里好些人去街道上吃烟耍牌,输了就偷着卖家里的粮食,跟婆娘干仗,还借钱欠债,弄得鸡飞狗跳,就编了《洋烟歌》、《打麻将》教人劝善,农闲时,在村里四处给人说。
当地有个地主秦颂丞,是胡宗南的渭北“剿匪”总司令。有一次,也叫王老九去他家说上几段。王老九穷是穷,骨头还硬,“我恨那些财东下看穷人,见了面也不招识你,像看见个狗一样。”王老九在《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中回忆说,“我把秦颂丞早就恨扎啦,心想,我又不巴结你,为啥要给你说快板哩?到日子了,我说,我肚里疼得很,去不成。这下把秦颂丞惹怒了。他派狗腿子抢走了我七斗粮食。第二天,我家就揭不开锅了。”
没饭吃,王老九把衣服被子捆成一担,翻过秦岭,走了几百里山路,连卖带换,背回了两斗包谷当口粮,“两个肩膀都磨成血串串了。”他给秦颂丞编了一段快板,悄悄给家里人念:“秦始皇,胡蛮蛮,上下磨扇转得残。磨得百姓骨头碎,血榨净来油榨干。有朝一日天睁眼,砸烂磨扇撂河滩……”
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临潼,开大会斗争地主。会一结束,王老九趁着十里八乡的穷苦人没走,就站到主席台上,把从前那些不敢出头露面的快板诗,大声唱了出来。
“谁知临潼县委书记董实丰也在主席台上没走,我在前面说,他在后面听哩,还派人把我说的快板抄下来,发表在《群众日报》上。”
王老九一下成了临潼名人。
写诗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个“〇”或“×”
在那个年代,王老九这样的穷人,分了田地牛羊,感情自然迸发,发自内心歌颂毛主席共产党。过去,他“白天下地晚上睡,心里老愁着一个吃。”“现在,临潼县委我是平进平出,县委书记、县长看见我都像亲兄弟一样握手问好”,还隔三差五在报纸上发表诗作,被称作“农民诗人”。王老九觉得,“这四个字真不简单,这是共产党给我带来的光荣。”
1958年4月,被誉为“新民歌运动”的农民诗歌创作运动开启,号称“村村有李白”。一时间,工农兵学商,无人不作诗。王老九的创作也进入高峰。可他不会写字,编东西一时兴起,全凭心记,随编随忘。有个记者告诉他,好记性不如淡笔墨,学会了写字,编诗就容易了。
1949年的时候,王老九已经55岁了,扛过锄头,抡过镰刀,也扶过犁,就是没有握过笔杆子。拿着几寸长的笔,比犁头还笨重。老伴打击他,点灯熬油白费蜡,老咧老咧还想中状元。王老九不理睬,自称是老着脸皮,硬着心学习。每晚爬在炕桌上,一笔一画,像个小学生那样写二三百个字。
王澎至今记得祖父的“文房四宝”:半截子毛笔,指头蛋大的一疙瘩墨,几页纸,还有个破碗底,翻过来权当砚台。想写几句时,从口袋掏出来,吐点口水研一研墨,就写开了。
那时候纸墨都金贵,王老九有办法。他拿一根锈钉子当“笔”,在捡来的破瓦片上刻画,渐渐在炕头堆了个小山包。有天,“我奶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下都撂到外头了,我爷回来就急咧,又都收揽回来。”王澎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又不由对祖父的认真和激情起敬。
遇到不会写的字,王老九也有“高招”。王澎说,真的就像有个相声说的那样,“亲爱的老〇,听说你有了〇,你要好好养 ,千万不要随便下 ……我爷真是这样,不会写的字画个圈,或者是个‘×’。别人不知道咋回事,他自己明白意思。”
别看老汉识字少,也懂“行文要曲”的妙处
王老九写诗影响了一大批人。临潼至今还有王老九诗社、骊山诗社等多个农民诗歌协会。71岁的张潮溢老人当年跟王老九学过诗。2014年11月下旬。西安临潼区文化东路一住宅小区。张潮溢向华商报记者回忆与王老九的交往。
十来岁时,张潮溢有天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看到一首诗,正是王老九写的那个地主:“秦颂丞,大恶霸,相桥为王坐天下,狼心狗肺老虎牙,猪脸猴眼灰头发,两腮无肉尖嘴巴,睁眼不认他干大……”当时,张潮溢并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只觉得好玩,就说着耍。有人问他,你知道这是谁写的不,要学写诗,赶紧去拜王老九为师。张潮溢家在嘴刘村,距王老九家北王村只有五里路。他就去了。“我伯刚从地里锄麦回来,一见很亲切,说,你爱说快板诗,我就给你教。”
有一回,张潮溢写了四句,颇为得意:“棉花疙瘩像星星,我大我妈数不清,摘了一个拿回家,挂在屋里像灯笼。”拿去给王老九看,没想到老汉把他批评了一顿。“你这是东拉西扯哩!那棉花苞苞都在绿叶子底下呢,你咋去数?那么大一点,咋能像灯笼?”王老九告诫张潮溢,写诗就是写生活,不敢胡来。
今人说起王老九,以及农民诗歌,以为那不过是政治口号,是顺口溜。王老九生活在那个时代,自然不可摆脱时代背景,但他唱出了农民的心里话,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繁缛的用典,就是大白话,风趣幽默,是农民用农民的方式,歌唱农民的心声。
1953年,他写进北京,“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过去讨饭钻过南山,往北逃难到过铜川。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老马脱毛变成龙,生锈的古铜放光明。”
王老九常常口语、谚语入诗。他说,话要说的有内容,要精炼,不要说的直戳戳的,要多形容,多打比喻。比喻一比,话就有力量。有时十句八句都说不清,一个比喻就说清了,还有劲。
他写进京见毛主席,并不是一下就说透了,而是“我老九正在把景观,猛听掌声震破天,人把两手都扎起,高呼万岁毛主席。个个眼里有精神,一齐望着天安门。”接着他写,“我老九快把眼擦亮,抬起脚跟往上望。望去只见红套红,毛主席面貌看不清。急得我直问韩起祥,他比我心里还着忙……”
王老九真是形象又幽默。谁都知道,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个盲人。别看老汉识字少,也懂得“行文要曲”的妙处。
不管旁人怎么评价,王老九有自知之明。在他创作的《自序诗》中,自称是“手捉犁把编快板”。
刻在墓碑上的称号——农民诗人
王老九成名了。
他数次进京,跟毛主席周总理握手不止一回,还获得了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陕西省政协委员等一堆殊荣,还去礼泉烽火农业社,写出了长诗《王保京》,他的《王老九诗选》、《东方飞起一巨龙》多部诗集被译成俄文、日文。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活出了盛名,登上人生的巅峰。
只是,接连不断的运动改变了王家人的命运。
王老九家的成分是下中农。他有两儿一女。长子继仁是个1938年入党的“老地下党”、残疾军人,次子继洲在当时的西北人民出版社(后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王继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在会上说了几句实话”。文革袭来,王继仁成了“叛党分子”,“右派”王继洲又被揪出来,哥俩一起挨斗。
王老九的孙子们也都成了“黑五类”,入团没门,参军没戏,在村里受尽白眼。原来跟王家有些来往的,而今也躲之不及。
王澎那时还小,隐约记得,父亲脖子上挂着很大一块木牌子,名字颠倒着,还打着大大的“×”,每天被提溜出去游街批斗,打得休克了,“又用凉水喷活”。
村里的造反派在王老九家墙上刷了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黑字如斗,看得人心惊肉跳。春节时,造反派又来了,给王家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一边是“蚂蚁缘槐夸大国”,另一边是“蚍蜉撼树谈何易”。
王老九浑身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还在写诗,只是寄出去的诗稿,又一一退回来了。他听到一个说法,“17年的文艺战线”,是一筐豆腐掉下崖——没一块好的。
担惊受怕的老伴去世了。临终前叮咛,“写诗……是好事,要分年月……看时势。”王老九愁困交加,在一个雨天跌倒在渠畔,摔成全身瘫痪,在床上躺了近一年,1969年2月14日,75岁的王老九故去,埋在北王村东边一块地势较高的荒地里。
青冢前立着一块碑,刻着“农民诗人王老九之墓”。落款是1983年清明,“王老九诗社全体同志立”。几十年过去,碑字有些斑驳了。
王澎常常来墓地看看祖父和父亲。他记得,祖父最后一句话是“我离不开诗”。
或许是距离远了,又年已半百,王澎开始慢慢理解祖父的经历。一个农民,生前身后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都不是王老九自个儿戴在头上的。他只是用农民能听懂的句子,写了农民喜欢的诗。华商报记者 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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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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