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中国青年》曾为陈独秀作品打广告（图）

　　图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1924年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均为长沙晚报记者 　刘炬翻拍

　　长沙晚报讯(记者 刘炬 通讯员 蒋海文)“陈独秀先生讲演录已到了。每册实售大洋壹角。”1924年《中国青年》杂志第三十三期，在刊登完介绍贵州旅京人士创办的《黔人之声》月刊的同一版面留下的空白处，便是竖排繁体登出的这个广告。昨日，记者在湘潭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发行的大型红色系列丛书《红藏》上，有趣地发现在我们党历史上最早的刊物上便有了市场意识的广告发布。

　　湘潭大学党委书记章兢向记者介绍，《红藏》丛书系统整理、影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团体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151种，共428册，3亿余字。其中多数刊物，都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亮相。这些进步期刊，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生动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面相，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对学习、宣传、研究党史具有重要价值。

　　历时四年整理出版

　　100年前的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80年前的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7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赶跑了日本侵略者，迎来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其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共产党及一些进步团体创办了一系列进步期刊，留下了时代的珍贵印记。湘潭大学出版社历时4年出版《红藏》，将这些期刊悉数收入。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和单位曾对进步期刊进行过收集整理，但像《红藏》这样大规模、有系统、较全面地集中影印出版进步刊物，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红藏》收录的期刊中，有76种为首次公开影印出版，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如创办于1923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份以“党报”名义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主要刊载党内文件、报告，发放范围很小，极为珍贵。《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30年间主办的政治刊物，主要传达党中央的决议、政策，最初是党内最机密最重要的政治刊物，每期只出14份，只在党内少数高级领导成员中秘密传阅。

　　还有创刊于1936年6月的《党的工作》，是党中央在陕北主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当时，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纸张、印刷等十分困难，所以这份刊物印数不多，保存下来的更少。“实际上，这是一份在当时要求‘每个干部必读’的刊物，对指导党的实际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像这样的刊物，即使对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说，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面，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历史财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说。

　　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报》为手写油印

　　据了解，《红藏》所收录的进步期刊距今年代较远，由于过去的油墨和纸张质量差、印刷设备和技术落后，加上保存不善等原因，有些期刊整个版面都变成黑乎乎的一团。如《中国共产党党报》、《青年实话》等，当初均是手写油印，现已墨色褪减殆尽，深一块浅一块，图片和字迹都模糊难以辨识，进行审读和整理都非常不便。而按照既定的原刊影印原则，又要尽可能地保存原刊面貌。因此，为了保证图书质量，方便读者阅读，编辑人员花费了大量精力，通过多方查找和认真比对，尽可能地修复了模糊不清难以辨识的内容。还有的文稿，纸张太薄太旧，背面的字透过来，使整个版面显得非常杂乱，就需要把背面透过来的字一行一行地修掉。比如《笔阵》和《读书生活》，有些版面几乎是从原稿里面把字一个一个“抠”出来。

　　湘潭大学出版社蒋海文副社长告诉记者，要出版这么一套规模宏大的丛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料收集问题。资料信息的搜索、馆藏情况的核实、资料的复制，这看似简单的基础性工作，却经历了异常艰难的过程。

　　民国时期创办的刊物林林总总，即便是进步期刊，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文章都有正确积极的舆论导向。尤其是彼时距今已近百年，国际国内形势、政治生态、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在当时看来并无不妥的言论，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了。具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多地出现在涉及宗教、民族、疆界、领土主权和港台等问题的表述上。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发现并作出适当处理，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