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曾4次掩护鲁迅避难 营救许广平获释

　　因为中国语文课本中阿累写作的怀念鲁迅的《一面》一文，上海的内山书店成了许多人熟知的鲁迅的第二“会客厅”。文中的鲁迅“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他将《毁灭》和《铁流》半卖半送给经济窘迫却爱书的进步青年。同时，热情的“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他的名字也因为鲁迅和内山书店的关系，为不少中国人所熟悉。

　　1月11日，是内山完造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人生有近一半时间在上海度过。从1916年来到上海虹口，到1947年归国，历时31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数度应邀访华。1959年9月19日，他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看到来接他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开心得手舞足蹈，还说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将来要葬在中国。不料一语成谶，次日，他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4岁。如今，他长眠在上海万国公墓。

　　作为离鲁迅最近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不仅是鲁迅一家的挚友，给鲁迅提供了各种书籍、期刊，还在于他的书店本身也起到了鲁迅先生“会客厅”的作用。在位于现在四川北路2048号的内山书店(旧址)，鲁迅曾通过这个空间与外界进行交流，成就了其犀利的思想。内山一家和内山书店，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是一代中国进步文人的安全岛和心灵家园。

　　在与鲁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内山完造也拿起了笔写文章，共出版了六本随笔集和一本自传。他写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鲁迅，他笔下的鲁迅，不仅是一位可敬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可爱、有着人间烟火气的读书人。 ——编者

　　内山完造在上海的日子

　　本报记者 陈晓黎

　　内山完造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始终和鲁迅先生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位于虹口四川路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曾经无数次出现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那里有一把鲁迅专用的藤椅，鲁迅在那里翻书、会客、聊天，俨然把那里当做了第二个客厅。

　　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丰子恺、陶行知、方志敏、叶灵凤、夏衍、郁达夫、萧红……不可胜数的中国文人曾与这个小小的书店产生了终身不解的情缘。

　　内山完造是日本冈山县一个村长家的长子，小时候虽然口才很好，三年级就当上了故事解说员，但实在太调皮捣蛋。家里拿他没办法，12岁那年就让他停学去大阪学生意。4年学徒后成了店员，手里有点钱，便开始贪吃贪喝，被老板辞退，回家乡受到父亲的训斥，不得已偷了家里50元钱又逃了出来，到处碰壁。最后在京都一家经营绸布的赤野商店当店员，他勤勤恳恳干了10年。由于经济萧条和老板不善经营，完造不得不辞职去卖报。1912年完造27岁时，有一天，他和朋友一起去京都基督会听传教，在教会里他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和伊藤胜义牧师，走出教会大门时，完造把自己喜爱的高级烟斗扔进了水沟。这一天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13年3月，经牧野牧师推荐，内山完造乘船到达上海。他的工作是为日本的“大学眼药”的参天堂作广告，就是带上几个中国雇员到街上贴广告，钉广告牌，以及执旗游行，散发传单等等。在上海实习了几天后，就出发沿长江两岸做广告去了。当时由于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强大的排日运动。但出乎完造意料的是，作为商人的他们并没有受到冲击。在长沙，有一次去一家大药房收取五年前委托代售大学眼药的款项，店主拿出一包东西说，药店已更换了主人，这是他们留下的账目，完造打开一看，里面有流水账和钱，分文不差。吃惊之余，完造对中国人也开始心生好感，还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邬其山。

　　191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婚后携夫人再赴上海。次年，内山书店在他家楼下一个铺着12块日本席大小的木板房诞生了。“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书店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没有书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两层的柜子里摆了不足一百本书，价值八十余元。”书店最初是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圣经读物出售，第一个月营业额是84元2角，第二个月是120元。女主人美喜子美丽又好客，人们亲切地叫她老板娘。顾客来了她总是端上一杯热茶，书看累了就请顾客坐在店里设置的椅子上；书是开架的，可以自由抽取随意阅览。完造又把做大学眼药广告的一套办法搬来，出了一份油印的新书目录，叫“诱惑状”，分别寄给顾客，很受欢迎。更为独一无二的是实行老少无欺的“赊账买书”，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可月末结付，如果月末不来付，也绝不去催收。

　　1924年后，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8年又将与其相邻的房子买下合并。“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优哉地看看书，聊聊天。”1929年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营业，这个地址现在也是内山书店旧址所在地。至此，内山书店已成为日本书籍在华的最大销售点。1930年，完造本人也终于从参天堂退出，全力投身书店业务了。

　　1927年鲁迅在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后定居上海，第一次到内山书店是192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上记述，这天买书四种四本10元2角。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1000多册。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回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鲁迅家离内山书店很近，内山夫妇也常去鲁迅家作客，而且经常送些松梅竹堇等去。

　　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做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在内山完造的记忆里，“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麻烦你把这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

　　这时候先生总会用日语告诉我道：“老板(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这么称呼我了)，刚刚这人把我当成你了哟。”我每次都是笑笑，感觉很有趣。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长相的学生来店里，发现先生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先生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许夫人因为不会说日语，所以每次说的话不多，不过和我们之间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先生身边的危险发生过几次，他倒是显得颇为坦然。

　　即使国民政府发布逮捕令那会儿，先生也是一副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往来于家里和我的书店。我们都很担心他，劝他道：“先生，外面危险呐！您还是去哪里避一下风头吧？”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还是担心，我俩有时候会拉着先生暂时在店里藏一会儿。”

　　蔡元培、宋庆龄女士、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据说是维护民主权利的。然而随着同盟不断壮大，渐渐地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有一天突然传来杨杏佛先生在位于法租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门前被暗杀的消息，先生听到后马上叫了车赶到同盟总部。之后许夫人忧心忡忡地来我店里，等着先生回来。

　　1936年10月18日，病危的鲁迅支撑着勉强写了一封信给完造：“……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给须藤医生打电话后，完造急匆匆赶往鲁迅家。当时鲁迅正坐在他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就在我和许夫人两个人用手轻拍先生背部帮他顺气的时候，须藤医生来了。他站在门口处朝先生望了下便赶紧进来了。‘怎么了？’我从须藤医生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担心的神情，不得不在心中默默祈祷不要有事。”那天完造一直在鲁迅家帮忙，直到深夜看着鲁迅迷迷糊糊地睡着才离去。不料第二天晨5时25分鲁迅先生逝世了，在鲁迅葬礼上，内山上台讲话：“鲁迅先生是全世界的伟大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他是一个预言家。我感到他的一言一语都像是向着原野发出的豪言壮语。先生的话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旧文新读 我的朋友鲁迅先生

　　初识先生

　　我记性不好，如今有许多小事都不记得了。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先生了。在我桌子旁边摆放着“先生的专座”——空藤椅，是先生的遗物，我每每看到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这人大概生来就没什么情调，从早到晚只知道埋在高高的书堆里。我拼了三五张桌子，平常就坐在桌子前，左手边一个电话，右手握着一支笔，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子。我经常能听到先生笑话我说：“老板！行了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嘛，不然会生病的啊！哈哈哈……”

　　每当这时候，我也总是回他道：“好的，好的。那要不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把椅子掉了个个儿，再沏上一壶茶，就开始和先生聊开了。

　　我问道：“先生昨天是不是到哪儿去了？”

　　“啊——老板。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我说道：“啊？居然有这样的事？那个人真奇怪啊。那您后来怎么办的啊？”

　　“没办法，我只好爬到七楼去见了我要见的人，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走的时候那个英国人送我去坐电梯，正好赶上我之前要坐的那部电梯，英国人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有礼貌。这回我可没被赶出去了，电梯里那伙计一脸惊异的表情。哈哈哈……”

　　我听后仔细地看了看先生，只见他一头竖直的板寸，脸上留着并不精致的胡须，一身简朴的蓝布长衫，脚上更是随意踏了一双棉布鞋，再加上亮亮的眼睛，这个形象钻进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电梯里，被伙计以貌取人也不算稀奇了。虽说被赶了出来但是把错直接归在那个伙计身上，好像也有点不妥吧。我倒是觉得那个电梯里的伙计更可怜，忍不住同情起他来。

　　“老板，《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吧？要不一起趁机看看吧……老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大概有拇指大小，是蜜柑的一种，不过味道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先生总是会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老板，我觉得要是有人欺骗自己的同胞确实可恶，然而要是对外国的强行压迫撒谎就另当别论了，这可绝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我经常被先生这种爱憎分明、言简意赅的话语弄得有些紧张。

　　有一次我写杂谈的时候，先生说道：“老板，你的杂谈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样做的话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你这样做，不行，我反对。”我被先生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只不过我也是个顽固脾气，后来还是没改过来。

　　正如父母对孩子一般，先生对于国人也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警钟。

　　我不仅读过先生笔下如鞭子一般犀利的文章，也看到了他满眼热泪的样子。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只不过我虽然心里理解支持他，但也担心这鞭子的力量实在有限。对此，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爸爸、妈妈、弟弟”

　　先生与许广平女士是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结婚的，海婴也大约是那时候出生的。当时许女士住的应该是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我听说分娩好像有些困难，她阵痛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医生用钳子将海婴取出来的。听说生的是个男孩，先生非常高兴，想来也是如此。他每天去产房探望完夫人后，回家路上都会来我店里坐坐，一边喝茶一边告诉我海婴一天天长大的模样。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他高兴快活的样子，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不久，夫人母子出院。此后，先生一家每年都会去照一张三人的全家福。可惜我回国的时候，一本相册也没能够带回来，所以现在一张照片都没有。那时先生总是说起海婴的成长，他必定是每天都用他那双慧眼，仔细看着海婴长大的。

　　然而海婴的身体却弱如蒲柳，婴儿时就常常感冒发烧，需要住院。我看许女士抱孩子的方式与日本母亲稍有不同，她的抱法真像是抱着一块宝。我这么对先生一说，他必定会走回许女士身边陪她。那时他的身影看上去十分温柔，跟独自一人走路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常跟内人说：“先生还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不过，有时他也会皱起眉头，说道：“哎，孩子可真麻烦。”这大约是因为海婴的体质实在是太弱了吧。然而，随着海婴一天天长大，我时不时就会看见先生手上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我跟内人说，从先生手上的玩具便可以直接看出海婴的发育状况，我们就这样满怀兴趣地看着小海婴长大。

　　根据以上事实，我和内人时不时就笑着猜测说，先生夫妇定是十分宠爱孩子的，他们家里一定是海婴最大。

　　海婴会走路的时候，先生一来我店里，海婴就会一颠一颠地追过来。那时，他妈妈也一定会跟在他身边。我常常看见，海婴东倒西歪地跑动的时候，“妈妈”便会弯着腰，嘴里一边唱着“弟弟慢慢慢慢”，一边小跑跟着他。每次海婴来到店里，都会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去爬最喜欢的梯子。虽然梯子很矮，但是海婴不爬到最上头决不罢休。“妈妈”总说“危险危险”，海婴就回道“没有、没有”或是“不、不”，怎么也要爬到最上面。然后他会向后仰着头，喊着“爸爸、爸爸”，十分兴奋。那时，先生必定会说“真是难办”，一副幸福的烦恼样。玩了一会儿后，海婴便会说“妈妈回去，爸爸一同去”，说罢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只手紧紧地牵着弯下腰去的先生，先生虽是说着“真是难办啊，难办”，却让海婴走在两人中间，三个人一起向家里走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先生那些话

　　在这里，我想回忆一下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出生后立刻就喂乳汁给他喝吗？”我回答：“不是的，也许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据我所知，小孩子出生后，先是给他们喂‘五香’，然后才是喂奶喝。”

　　“啊！原来是这样。我虽不知道什么是‘五香’，不过听起来这种风俗和我老家那儿倒是很像。在绍兴，小孩子出生后，在给他喂奶之前，大人们会先拿五种东西放到他嘴边给他舔一下。第一种是醋，第二种是盐，第三种是黄连，第四种是钩藤，第五种是砂糖。按照上面说的顺序依次给他尝醋的酸味、盐的咸味、黄连的苦味、钩藤代表了人生的荆棘(野蔷薇)——苦痛，最后才给他尝到人生的甜味。

　　“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教育孩子的顺序了。把人生的甜味放到最后让孩子品尝，这大概和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吧？”

　　我记得大概是先生病后三个月，正值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有一天先生从门外进来，很大声地喊了句“老板”。因为太突然了，我都吓了一跳。这是先生生病后第一次来我书店。

　　“老板，我感觉今天身体还不错，就出来走走。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个客人，是我的学生，特意跑来见我，非常担心我的病情。今天我又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信。”说着把信读给我听，上面这样写道：

　　距离当初先生的逮捕状出来后，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先生病了，我想命令已经撤销了吧。我过去就一直仰慕先生高洁的品性，怕做了肯定会受到先生责罚。首先请先生予以谅解。于是我问他：“先生，你怎么回信的呢？”

　　“我觉得很悲哀，简短地回了一行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命不久矣，所谓的逮捕状留着也无妨。”

　　说完这番话，我清楚地看到先生脸上神采奕奕。

　　理所当然的事

　　有人给鲁迅先生寄来了一百块稿费。正好赶上先生来我店里，我就把稿费的事情对他说了。先生听后对我说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块给我吧，正好我有点儿用。”我听后马上把钱给他了。

　　我俩刚闲聊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过来找先生。先生转过去听了会那个女人说话，就把我刚给他的一百块钱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只说了一声谢谢，拿着一百块钱就匆匆回家去了。

　　要知道，在鲁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块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说道：“那个女人的丈夫，因为一个朋友的谗言，前段时间被关进苏州监狱了。这个女人正好从事解放运动。几天前从监狱方面传来消息，说是只要带三百块钱过去就把人给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两百块，另外一百块怎么也拿不出来，所以让我借一百块钱给她，于是我就把钱给她了。”

　　那个女人可能被骗了，我想要不要提醒先生一下呢？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先生那人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先生对我说道：“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时候的学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骗了，中国监狱的那些狱警很多都不是好东西，编编谎话欺骗这些可怜人的不在少数。这个女人应该也是被这些流氓给骗了，但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她这些。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算啦。”

　　我一时还真的体会不到先生说的这些，不过要是换了我站在先生的立场上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拿钱出来的。而且我会明明白白告诉那个女人她被骗了，劝她别去。听了我的想法，先生说道：“老板，你可以把立场再换一换呢。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而我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劝你不要去，你肯定会迫于无奈答应下来，但是心里边一定很绝望吧？”

　　先生的话让我脸红起来。紧接着他又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

　　我问先生这种只要有就不会拒绝，是不是为了“面子”？先生笑道：“不不，不是为了面子什么的。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条件，对于有的人来说，只要一无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有需求，能帮忙的话帮一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哈哈哈。”我听后，再一次感觉惭愧起来。

　　(选编自《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