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过年如何放假？包拯曾上书将7天假缩为5天

　　包拯上书皇帝将七天长假掐头去尾，缩短为五天

　　年年过年，年年放假。以前过年放七天假，初一放假，初八上班；现在还是七天假期，不过在放假时间和上班时间上均提前一天：除夕放假，初七上班。这样一改，在外地工作的上班族才有可能及时返家，赶在除夕跟家人吃一顿团圆饭，比大年初一才放假合理多了。宋朝人是怎样放假的呢？

　　令人称奇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朝的新年假期竟然跟今天一样，也是放假七天。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自宋太宗即位以后，到宋真宗退位以前，历年元日（春节）均给七天长假。除此之外，每逢冬至与寒食，同样也是七天假期。至于中秋、重阳、端午、七夕等节日，最多只有三天假期，甚至缩减为一天假期。也就是说，宋朝每年长达七天的假日只有三个，即元日、冬至与寒食。

　　现在的老百姓喜欢将七天长假与五天假期称为“大黄金周”，将三天假期称为“小黄金周”。照此说法，宋朝人每年通常能享受到三个“大黄金周”，也就是“元日黄金周”“冬至黄金周”和“寒食黄金周”。

　　但七天长假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正如现代政府对传统节假日的安排会有所变动一样，大宋朝廷也曾经调整新年假期。宋人庞元英在其著作《文昌杂录》中写道：包拯为三司使，上言：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自此始也。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宋仁宗在位时，他当过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收支与盐铁专卖，工作繁忙，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变成一年五百天，别人欢迎放假，他这样的大忙人却不欢迎，所以他上书仁宗皇帝，将七天长假掐头去尾，缩短为五天假期。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包拯那样勤于公事。七天假期改为五天以后，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不满，一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不是提前请假，就是借故拖延上班时间，总要想方设法将假期延长几天。所以到了宋哲宗即位以后，新年假期又从五天恢复到了七天。

　　总的来说，在北宋一朝，除了宋太祖时期国家初创、制度未定以外，宋仁宗与宋神宗时期的新年假期都是五天，而宋太宗、宋真宗、宋英宗、宋哲宗与宋徽宗等时期都是放假七天。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立，金国军队先是肆虐中原，继而渡江南下，撵得南宋小朝廷东奔西窜，最初十几年连一个固定的首都都没有。此后六七年内，宋高宗常常被迫移驾南京，直到绍兴十一年 （1141 年）宋金议和，杭州才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首都（名义上称为“行在”，意思是御驾暂时驻扎之地，仍非首都）。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完全没有闲暇过年，不可能颁布一道新年放假的政令。宋金议和以后的第二年（1142 年），战火基本熄灭，天下基本太平，南宋朝廷总算喘了口气，宋高宗宣布大赦天下，这一年春节放假五天。自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每年春节假期基本上都是五天。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回宋朝过年的话，一定要选择北宋，而不要选择南宋，因为南宋的假期太短。

　　地方长官过年也不能离职半步，否则即遭罢免

　　对官员们来讲，放假并不代表可以回家睡大觉，为了保证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放假期间必须安排人来值班。宋朝官场术语中有一个词叫“休务”，这个词常常跟放假并列，例如朝廷宣布放假之时，一定会注明是否休务。

　　什么是休务？就是不值班。什么是不休务？就是值班。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年），朝廷宣布“元日给假七日，休务一日”，意思就是新年放七天假，其中大年初一那天不用值班，其余六天则要轮值。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年），由于北方正在打仗，故此“不休务”，过年归过年，工作要照常进行，各大机关必须天天安排专人值班。

　　宋哲宗元二年（1087 年）除夕，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诗，描写自己如何过年：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盘。冬来误入文昌省，连日斋居未许还。

　　在这首诗里，“椒盘”指的可不是一盘辣椒，因为宋朝还没有辣椒（辣椒直到明朝才进入中国，直到清朝初年才走上中国人的餐桌）。这里的“椒”，指的是花椒。中国古人迷恋花椒，将其视为特殊的香料，用其指代一切美好芳香的事物，例如用“椒房”指代香闺，用“椒乳”指代香乳等等。

　　“椒盘”呢？指的是春盘。春盘类似现在台湾人新年祭祖时必备的春饭，只不过春饭通常用碗盛放，而春盘则是用盘子盛放，并在盘子里的菜肴上竖插装饰品，例如一朵纸花、一面小旗、一段柏枝、一支线香之类，将菜肴打扮得既热闹又肃穆，既喜庆又庄重，用来敬神。

　　苏辙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他以前做地方官，没机会回京过年（苏辙的父亲苏洵生前曾经在开封宜秋门内买房安家，该处房产后来成为苏辙与苏东坡兄弟在京师的共同住所），去年好不容易调回京城，终于有机会跟家人一起敬神祭祖、围炉聚宴，今年却又不行了，因为今年春节他不休务，轮到他值班，皇帝不放他回家过年。这首诗第一句“七度江南自作年”，意思是在江南做了七年地方官，都是自己过年，不能与亲人团聚。为什么不能与亲人团聚呢？因为朝廷不允许。

　　按照宋朝制度，地方长官除非任期已到、父母亡故或奉有特旨之外，一般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每逢节假日也不准回乡探亲。例如县令、知州、知府、节度使、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司、提举茶盐公事等官员，均为地方长官，每逢过年，其下属倒有可能回家过年，唯独他们身为长官，不能离职半步，敢有违犯，即遭罢免。

　　正月初一，皇帝天不亮就要起床

　　朝廷之所以定下如此严令，并非不通人情、不近情理，而是因为当时交通落后，假如允许地方长官回家过年的话，他们会在路上耗费大量时间，将重要工作统统耽误。

　　南宋诗人陆游著有一部《入蜀记》，出版界将其作为游记名篇重新出版，其实它是陆游从绍兴老家去四川奉节赴任途中写成的日记。这部日记将古代交通之落后与长途旅行之艰险描述得淋漓尽致：1170 年旧历五月十八，陆游从浙江绍兴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他顺风挂帆，逆风拉纤，白天行船，夜晚靠岸，一有大风雨，赶紧去湾里躲着，等晴天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紧赶慢赶，直到这一年的旧历十月二十七，他才抵达目的地。总共三千里水程，他老人家走了半年。后来陆游在四川当了六年官，度过了六个新年，其间从未返回绍兴一次。为啥？一是因为朝廷不允许离开岗位，二是因为路上太难走，太耗时间，即使朝廷允许，他也未必愿意回去。

　　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因为无论是从开封到眉山，还是从绍兴到奉节，都必须走水路，而且路程都很远。如果任职地离乡较近，是不是就有时间回家过年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遥想当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迫下野，去南京隐居，其间有人诬陷他谋反，他大惊失色，火速从南京赶往开封向皇帝分辩。这回他走的是陆路，骑的是快马，结果在路上仍然花了整整七天。本章前文说过，北宋新年假期一般为七天，设若王安石在南京上任，回开封过年，等他到家的时候，假期已经结束了，再想赶到任上都来不及。

　　宋朝皇帝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既然地方官不被允许回家过年，也完全来不及回家过年，那就特许他们带家属上任，与老婆孩子一起在任职所在地过年。

　　以上说的是官员，皇帝在过年时同样也要值班。官员的工作是上班，皇帝的工作是上朝。宋朝皇帝并非每天都上朝（事实上任何朝代的皇帝都不需要天天上朝），皇帝真正上朝的周期是五天一次，一般在每月的初五、十五和二十五的早上举行，这叫“常朝”，意思是按照常例举行的朝会。举行常朝的时候，并非文武百官全都要参加，只有五品以上并且身在京城的大官才有资格。

　　即使到了过年的时候，皇帝也没有机会赖床不起，因为每年正月初一都要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的朝会，时称“元日大朝会”。按照《梦粱录》的记载，正月初一那天凌晨，大约四点钟还不到，离天亮还有三个多小时的时候，皇帝已经穿上绛纱袍，戴上通天冠，在宫殿里焚香祷告祭拜上天了。半个小时后，宫门缓缓打开，宰相率领百官迈步进宫，各国派往大宋贺年的使臣也都来了，他们在赞礼官的引导下向皇帝拜年。拜过年刚刚天亮，皇帝是不是可以散朝回去补一个美容觉呢？不可以，他还要向百官赐宴，向各国使臣赐宴，并率领大家一起观赏歌舞与杂剧，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元日大朝会才能宣告散场。

　　太学生每年只有九天假期

　　现在的学生每年都有寒暑假，春节假期一般包含在寒假之中，宋朝学生是怎样放假的呢？

　　我们先看乡村学生的假期。宋朝乡村私塾假期较多，每年假期多达三个月，其中包括一个月春假、一个月秋假、一个月寒假。

　　春假与秋假是为了让学生归家帮父母务农，忙完春耕秋种再返校读书。寒假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到来年正月初八结束。除此之外，每逢春社、秋社、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学校也会放假，假期一般为一天。城市学生假期较短，没有春假和秋假，只有寒假与暑假，寒假一个月，暑假一个月，加起来总共两个月假期。

　　宋朝最高级别的学校是太学，太学生的假期最少，竟然没有寒暑假，只是在寒食、冬至与新年各放假三天，加起来每年只有九天假期。不过太学生都是官宦子弟，常常打着“随侍父亲远赴外任”的旗号请假，一请就是好几个月，年终时再返校参加大考，只要考试合格，仍然有资格出来做官。

　　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年轻时就是太学生，他在开封太学读书，最大的乐趣是请假出来去大相国寺门口的古玩店铺观赏字画、购买拓片，如果让他安安生生守在学校里，一年只有九天出来放风的机会，他肯定是不干的。

　　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必已经明白，宋朝的官定假期并不能让天下臣民“雨露均沾”：北宋朝廷规定新年放假七天或五天，南宋朝廷规定放假五天，可是地方长官由于不能离开岗位，实际等于没有假期；在私学读书的学生因为能放寒假，其新年假期可以视为长达一个月；而太学生的假期却只有三天。由此可见，不同阶层的人所享有的假期也不同。宋真宗曾经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颁布诏令：“泸州南井煎盐灶户，自今遇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各给假三日。”泸州南井是四川的一个大型盐场，该盐场自从北宋初年以来就一直为中央财政贡献着源源不断的食盐专卖利润，而盐场工人却没有休假的权利。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慈，同时也为了防止工人罢工甚至暴乱，宋真宗才颁布了这样一道“恩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