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共七大幕后:1931年已准备召开 多次延宕

　　中共七大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时隔70年，出席会议的代表大多已经离世，然而透过那些口传身授流传下来的珍贵记忆，人们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痕迹……

　　会议召开时间多次延宕几经变更

　　于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召开时间却屡被推迟。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而党的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中间相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事实上，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召开七大，曾有过多次动议和酝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再三向后推迟。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是动乱和战争。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全会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党的高级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已指日可待。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我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七大。后因张闻天与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工作和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开党代会

　　与中共七大开会的时间数次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一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建造礼堂时，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为是严格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从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会期总共50天，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中有不少人是来自沦陷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吴印咸——用镜头记录历史瞬间

　　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为了拍摄好这次会议，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会前就赶到了会场，了解拍摄条件，反复研究，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那时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吴印咸一向节约特意留有备用。大会期间，为节约胶片，吴印咸一再精打细算，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任弼时主持开幕、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毛泽东作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咸都没有漏掉。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咸几乎天天坚守在会场上，直到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画面。

　　纪念品寓意非凡，文娱活动多彩多姿

　　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中共中央党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个47cm×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着毛主席侧面头像，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为“中共中央党校赠”。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赠送的礼物是：一个精美的笔记本，由红、黑布包面，里面用的是延安自制的毛边纸，扉页上方印有毛泽东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下方印有“献给七大代表”等字样。“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阐释，被代表们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在这些纪念品中，大家最为珍视的当数七大代表证。这是大会秘书处为代表们专门制作的。代表证的尺寸只比火柴盒稍大。材料是用质地较硬的纸，外面用紫红色的绸布做面料，精心制作而成。封面没有文字，打开代表证，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代表证的编号，右边印有代表的姓名、座位号及注意事项，中间加盖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的椭圆形的红色印章。这个代表证如此精致袖珍，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艰苦条件，又说明大会是经过非常细致而精心的准备。

　　大会之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除了舞会、话剧，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

　　6月10日，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全体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的活跃气氛感人至深。 （摘自《红广角》）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