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记南京大屠杀前夜：炮弹不停呼啸

　　中华门 日军集中兵力轰炸

　　这一天是12月12日。

　　日本东京这一日有报纸发表社论说：“去年的今天，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性命危在旦夕的日子。一年后的今天，我军将入南京城区……”

　　日第10军最先进攻的是紫金山和雨花台，因为这是通向南京“中华门”的外围屏障，失紫金山、雨花台，便意味着南京城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国守军在此把了重兵，其中有孙元良的88师和蒋介石身边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最足的“御林军”——教导总队。12日前，这两个要处，敌我双方已经展开多场生死搏杀。

　　12日拂晓，日军重新调来几个中队的飞机轰炸之后，又从左右两侧向紫金山北侧高地直射重炮……顿时，山峰间火球飞滚，乱石扬天，一片杀声和叫喊声。

　　中华门是敌人最想进入的地方。中华门—南京城—中国政府，它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相连的。日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的最后命令中就把这场战斗作为进攻南京的“收笔之作”——显然，攻破中华门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都特别重要。

　　日军派出的是第6师团主攻中华门，同时配合的还有几个飞行中队、2个战车大队及几个联队的步兵和工兵。

　　中国守军是王耀武师等重兵。中华门的城墙比起光华门来似乎还要坚固，然而，日军不傻，他们在安排有针对性的进攻战术——

　　12日天色刚有些晨光，地面的高炮、天上的飞机投弹，如山呼海啸般地在中华门城墙内外一顿猛烈袭击，于是中华门前后火光冲天，硝烟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席卷而来……

　　十几分钟过去了。日军想看个究竟，结果大失所望：中华门和城墙岿然不动，丝毫没有要倒塌或失守的迹象！

　　日军指挥官愣了一会儿，突然大叫一声，令几辆75吨重的坦克向城门冲去——企图用它们来撞开大门。结果是：除了几声“咚咚”回声外，城门安然紧封。

　　日军指挥官再度傻眼。“八嘎——”这回是一队抱着炸药包的工兵上了：只见他们在重炮的掩护下，贴近城墙根，点燃了几十包炸药……

　　“轰隆——”

　　“轰隆！轰隆隆——”

　　硝烟过去，再看看城墙：除了几处掉下些墙皮和砖块外，大城墙依旧傲然挺立，如大象被小虫子咬了几口而已！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敌我双方全都杀红了眼，只有倒下的一排排尸体在挡着他们进攻和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金陵女子学院 艺术楼开始接纳难民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60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一向精干的中央楼林管理员，由于竭力要这些难民保持地面整洁，今晚嗓子都喊哑了。下午他对看门人说，要孩子不在地板上小便比登天还难。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随地小便？”林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哪能不说？！但我一回头，他们又尿了。”

　　今天下午5时，在我去英语部时，看见紫金山上有一条着火带，环绕在山顶部的1/3处。我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但这意味着许多松树被毁了。

　　——魏特琳12月12日日记

　　“撤！唐司令来电要求我们撤……”

　　负伤的团长邱维达不相信。旅长李天霞也不相信。但这是真的，接近傍晚时分，司令部好不容易派来一位参谋传达唐生智司令的要求：153旅等中华门一带的守军全部撤离到长江边，准备渡江。

　　“我的两个营长都死了！全团1300多人就剩下我等一二百人了，我怎么向死去的兄弟们交代呀？我怎么交代呀！”邱维达痛哭流涕，就是不愿放弃中华门。

　　可是，撤离的命令是真的。

　　根据唐生智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们的回忆，11日中午时，唐生智便接到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给他的电话，顾转来蒋介石关于要求守军撤出南京的命令，要唐生智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其守军借机突围。

　　“这个时候撤退，前线将士恐怕不会听令的！”唐生智为难道。

　　顾祝同说：“委员长已经下令，你就别顾三盼四了。你赶快到浦口，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

　　唐生智连连摇头：“不妥不妥，此时让我撤退，部队怎么办？我不能走！”

　　“你不会留个参谋长交代一下就行了？”顾祝同说。

　　唐生智没有当晚走，他盘算了一夜，觉得自己一走，实在对不起正在血海之中决战的全体守军将士。

　　12日下午5时许，唐生智将守军司令部军、师长级军官紧急召集到他办公处，然后宣读了蒋介石的命令，又将准备好的撤退部署令用油印纸发给每个守军将领，末后他拿出一张纸，要求将军们在“同意撤离”的字样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国民党陆军103师613团排长田兴翔这样回忆撤退的情形：

　　“12月12日入暮后，日军的坦克、骑兵数路冲入，师部电话紧急通知：‘总司令部电讯中断，不知去向。’此时电厂停电，全城电灯熄灭，而紫金山等地方燃着熊熊大火，城内炮火交织，房屋燃烧如同白昼。可失去指挥的部队却呈溃散之势，纷纷向挹江门逃往下关，企图渡江。我们退到新街口，中山路上已被军队车辆、逃难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行李什物抛撒满地，敌人的坦克骑兵又从后面追杀过来，故人群死伤遍地，原来成建制的连营甚至是团的部队彻底被冲散了，各自挤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向下关奔逃。我挤到挹江门附近时，数万人不能出城，因为守城的36师宋希濂部没有接到守城部队撤离的命令而不让我们出城，且三道大城门洞口都用沙袋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两米多高，人群出不去，于是急红了眼的城上城下官兵对射，造成遍地死尸，血流成河……”

　　田兴翔说：“正在这当口，我偶然碰上了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少校参谋岑元彪等十多个贵州老乡。见前有堵后有追、无法出城的情况，有人提议从城墙上吊逃出去。于是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地从街上绸缎铺里拿来几匹绸布拴在城墙垛口上，然后拉着绸布吊出城外，总算到达了下关，这已是午夜时分。没想到，江边已有数万军民混杂在一起，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大家到这儿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找船渡江，可根本没有船。所以为了活命，大家各使奇招，有用木杆的、有用桌椅的、有用床架的，也有用门板的，等等，人就骑在上面，企图渡向浦口。但已到12月中旬了，江水特别冷，那天夜里风浪又特别大，溺江而死者不计其数。”

　　安全区 难民们睡在佣人的厕所里

　　1937年12月12日夜晚，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做是“防弹地带”！

　　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俩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

　　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外安置了3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拉贝12月12日日记（约翰·拉贝，德国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与人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