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曾国藩曾认为李鸿章只适合做幕僚

　　历史学者叶曙明《李鸿章》再述历史争议人物

　　呈现一个“最全面”的李鸿章

　　叶曙明

　　1980年开始写作，198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军阀》。他最早关注的是广东近代史料和史事，著有《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等。随后，他将目光向北转移，开始瞄向整个中国的近代史，著有《国会现场：1911-1928》《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草莽中国》等十多部有影响的作品。

　　《李鸿章：潜龙在渊》，叶曙明著，浙江人民出版社/铁葫芦·历史馆2014年10月版

　　□文/本报记者蔡俊 □图/由受访者提供

　　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蒋廷黻语）”李鸿章（1823～1901），走完了他风云变幻的一生。

　　在李鸿章辞世一个月后，比李鸿章晚生整50年的大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即写就一传，名《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成为学者评价李鸿章传统的最早记录。

　　时隔113年，近日，最新一部李鸿章传记——《李鸿章：潜龙在渊》，由历史学者叶曙明写出。

　　实际上，百余年来，评述李鸿章这位晚清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大臣，成为众多中外历史学者的兴趣所在；同叫做《李鸿章传》，台湾历史作家高阳写过，英国学者约翰·奥特维·布兰德有著，甚至连因历史系列《推背图中的历史》走红的写史作家雾满拦江也写过，更别提流传于民间的添枝加叶的与李鸿章沾亲带故的稗史野说了。

　　而这部最新的李鸿章传记之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该书被评论界誉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精彩的李鸿章传记。

　　《李鸿章：潜龙在渊》是叶曙明写李鸿章传记的首卷，从清道光三年（1823年）李鸿章出生写起，讲述了他少年时科场得意，任曾国藩幕僚后抱负难伸，及至淮军草创，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中施以阴狠政治手腕，最后于1869年剿灭捻军，成为清廷封疆大吏，全面、精彩地再现了李鸿章的青年时代。

　　“有些人与事，得拉开时间的距离来看，才能看得清楚。”近日，叶曙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邮件专访时这样说。

　　“痞味儿”李鸿章

　　记者：正如你在书中所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你笔下的李鸿章，与其他传记（如梁启超的《李鸿章》）相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叶曙明：过去的李鸿章传记，无论是批判他的，还是替他翻案的，基本上都是政治读物，而不是历史读物。我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往往会对史实采取按需取舍的做法，或歪曲夸大，或回避隐瞒，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后者则是从史料出发，通过史料呈现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李鸿章，让历史的结论，从史料中自然形成。在我看到的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写的可能是最公允的，不过，因为他与李鸿章是同时代的人，一是史料不足，二是过于简略。有些人与事，得拉开时间的距离来看，才能看得清楚。

　　记者：在《李鸿章：潜龙在渊》里，你多次用“痞味儿”来形容李鸿章的官场手段。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痞”是否也是一种更为明智的生存哲学？

　　叶曙明：“打痞子腔”是李鸿章对自己混官场的戏谑之词，说得好听就是“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封建制度下的古代中国官场一向是朋党比周，互相拆台的，要办成一件事情非常困难，李鸿章从回安徽办团练，到率领淮军到上海的初期，官场上没有什么人看好他，连曾国藩也认为他只适合做幕僚，难以独当一面，派他去上海，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所以他在证明自己能力之前，不敢太过高调，只能打痞子腔，也就是对自己已经认定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批评建议，一律“虚心听取，坚决不改”，这样来减少阻力，为自己赢得时间与空间。

　　李鸿章说自己是个“裱糊匠”，从表面上看，他对慈禧唯唯诺诺，好像事事服从，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也甚少反驳，或以痞子腔去应付，梁启超亦批评他缺乏大气魄，非真豪杰，但看看他身后留下的遗产，铁路、轮船、矿山、电报、银行、邮政、工厂、学校，谁的气魄可与他相比？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当年曾目睹李鸿章的成就，也由衷赞叹：“到天津，见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他如唐山之煤矿，漠河之金矿，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此在他人，能举其一，功即不细，合肥兼综其长，夫亦人杰。”

　　“韧性”李鸿章

　　记者：我注意到，在写作本书时，你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李鸿章所处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变故上，以及李鸿章本人在其中所处的作用上，而对李鸿章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养成、生活轨迹等等方面着墨不多。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传记有很大的不同。

　　叶曙明：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开两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他留下了一段百年说不休的话题。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功过，是非常困难的。在我看来，他这个人之所以值得写，不是因为他的私生活有什么精彩之处，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最大推手。只有把他摆放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他一生的意义才会彰显出来。所以，我关心的不是他这个人的脾气是好是坏，他对老婆孩子是否温柔，他是水瓶座还是天秤座，而是他这个人对中国、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我这套书的后面两卷，将写到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之变中的经历，当时的中国，人道危亡，文化命脉，不绝如缕。而李鸿章孤身挺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毅然担当世运。他在这段历史的表现，比起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更加精彩纷呈，更加波澜壮阔，亦更具悲剧色彩。

　　记者：如果可以概括，你认为，李鸿章性格中最大特点是什么？

　　叶曙明：李鸿章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韧”字，百折不挠，无论遇到什么失败、挫折，他从不泄气，也从不放弃，有尺水，行尺船，把空间一寸一寸地撑大，把中国一寸一寸地往前推，虽裱糊匠，亦豪杰也！

　　“悲情”李鸿章

　　记者：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使用阴狠政治手腕，镇压手段极其残酷，为后世历史学家所诟病。同时，在面临清末内忧外患时，李鸿章承担了相当多的罪责和非议。有的传记认为，从历史角度来讲，李鸿章算是一个悲情的政治家和改革者。

　　叶曙明：李鸿章身处乱世、末世，国家、民族、文化的存亡绝续，悬于呼吸，不是一个正常的太平年代，许多事情很难用寻常的规范去度量。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李鸿章杀起太平天国来极其残忍，太平天国杀起官军来也是极其残忍。指责李鸿章打仗残忍，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他该不该打这场仗？如果不该，那他对太平天国的任何战争行为都是残忍的，都要受到谴责；如果要打，那么，战争本来就是一件严重的残忍事情。当然，那些非必要的残忍，是应受到责难的，比方说杀俘虏、杀平民，这些是违反人道的，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历史的臧否，千差万别，有人说李鸿章是中兴名臣，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也有人说他是卖国奸贼，骄泰奢侈，贪欲无艺。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历来如此。要评价李鸿章，只能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与同时代的人与事做比较。李鸿章办了半辈子洋务，不管最后是否尽如人意，但建海军、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应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因为他与太平天国打过仗，签订过一些不平等条约，或者他有多少家产，就把这些都一笔勾销了。

　　记者：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论述中，你用相当多的笔触，写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对当时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这在以往我们所接受到的历史教育中，比较少见。你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社会是否完全没有积极推动作用？当清政府面临尖锐矛盾时，这样的运动对于社会造成的破坏性，是否比当时清政府腐败更具杀伤力？

　　叶曙明：我在我的另一部书《山河国运》中，对太平天国是这样评论的：太平天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多大的进步性，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10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份政治遗产。

　　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两位南方的文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清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国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洋务新政。

　　记者：你的多部作品关注点都在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为什么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感兴趣？

　　叶曙明：我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实在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加诸中国人民头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无泪！李鸿章临终前说过这么一番话：“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中国要真正富强起来，真正与世界同冷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