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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曾因出现黄霾天气下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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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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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保平

  饱受雾霾之苦的今人,不免感叹:“要是在古代该有多好啊!”古代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汽车尾气,环境污染没有现在严重,但不能说古代没有雾霾。

  在古代,霾主要指由于刮风、雨雾和尘土飞扬,造成空气混浊,大面积灰蒙昏暗的现象。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霾,风雨土也。从雨,貍声。《诗》曰:‘终风且霾。’”刘熙《释名·释天》解释说:“风而雨土为霾。霾,晦也,言如物尘晦之色也。”《晋书·天文志中》对于霾有更确切的解释:“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诗经》有关于霾的记载,“霾”字在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出现,说明霾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了。

  霾是一种极端天气,极端天气会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甚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在古代,极端天气不只是天气问题,而且是政治事件。原因是,中国有“天人感应”之说,汉代董仲舒加以理论阐述,其中“灾异谴告”之说是其“天人感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国家政事与灾异完全联系起来:“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将灾异的发生视为帝王治理国家失职所造成的结果,一旦发生灾异,皇帝就有可能下罪己诏,对施政进行反省,以求得上天的原谅,故曰:“古贤君每值天变,恒下罪己之诏,引咎自责。”

  古代雾霾虽不如现在频繁,但搜罗史料,仍能发现不少关于雾霾的记载,只不过有时候并不使用“霾”或“雾霾”,而是一种现象描述,如《汉书·五行志下》“蒙黄浊”、“蒙,微而赤”;《翼奉传》“天气溷浊,日光侵夺”。

  也有直接用“霾”字或是“霾”字与其他字组合记载的,比如《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丁末,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三日后阴霾又起,五日不散,致漕运舒缓,京师官仓存米告急。”

  清代亦然,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琼岛(今北海)雾锁霾封,难见真容,煤山隐于风霾土雨,宫人隐于殿中,时有探望。”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

  古代诗人在诗句中也偶尔提到雾霾,如李白在《上安州李长史书》:“属早日初眩,晨霾未收。”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足见古代也有非常严重的“霾灾”。

  面对严重的霾灾,古人如何治理呢?这有点像请教和尚如何梳头,现今科技发达,能上天入地,对雾霾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理方法,古人能有什么好办法呢,他们并不能对这些自然灾害进行科学的解释,只能用神秘主义的办法来应对,皇帝下罪己诏算是一种“治理”之法。

  如《汉书》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从文字看,这是由大风卷起尘土所形成的黄霾天气,情形相当严重,范围很广,朝野震恐,以为上天出灾异来“谴告”当政者。汉成帝看这阵势,也慌了神,缩头回避已不可能,赶紧下罪己诏说:“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谬,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黄霾散去显然不是皇帝罪己的原因,但天下百姓都会感戴皇帝的洪恩,这与其说是治霾,不如说是治人。

  第二个“治理”的办法是推荐贤才,贬黜奸佞和贪腐。这是皇帝罪己的一部分,因为自己失政失德,所以上天用极端天气雾霾来“谴告”,帝王检讨自己的种种失职,自然包括任用奸佞小人的用人之误,要认真纠错,就要“亲贤良,远小人”,起用贤良方正之人,免掉一些不称职的官员,处罚一些违法犯罪的官员,甚至大赫天下,以响应上天的谴责警告,期望以此诚意打动上天,获得上天的原谅。

  《后汉书·郎顗传》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正月,“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就是说自进入新的一年以来,经常有灰霾,一派天昏地暗,日月不明,世人忧忡,视为异象。名士郎顗就向皇帝举荐黄琼、李固,其理由是,“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不则太阳不光,天地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意思是说,“霾雾蔽日”、“ 天地混浊”是因为皇帝没有选贤任能,上为之生气,如果“爵贤命士”,彰显帝王仁德,天气会转好,阳光明媚,月朗星列,一派安定详和之象。这个方法治霾当然无益,但启用贤良却间接有利于国家治理,有利于民众福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第三个“治理”的办法,是要求文臣武将斋戒数日,禁止天下屠宰,并焚香祭天,祈神灵驱赶。这大约是古人将雾霾视为妖孽作恶,横空来世,人力无可抗拒,只能“求神打鬼”,通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办法来治雾霾。

  如《元史》记载,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元大都发生了一起大风霾,“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风霾蔽都城数日,帝恐天神之怒,遣礼部焚香祭天,祈神灵驱风霾而散。”这次风霾来势凶,强度大,持续时间较长,皇帝分明感觉这是国家朝政有不妥之处,让上天生气了,赶紧叫集现在的宣传部、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于一身的礼部官员,点上高香,对天祭拜,恳求上天息怒。

  也有皇帝亲自焚香祭天的,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大雾霾,数日不散,能见度极低,为安全起见,通惠河上的漕运不得不停止,结果粮食运不进来京城,各大粮仓告急,眼看要影响官员的俸禄发放了。乾隆皇帝于是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自己则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祷告,以期感动神灵,战胜雾霾。而民间则依葫芦画瓢,遇到“霾灾”时,到龙王庙去焚香祭拜,求龙王“驱霾祈雨” ,这固然也不会有效。

  第四个“治理”的办法,就是在生产上作些应对,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发生风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这一看就不是治霾,而是防风,为让庄稼免于被风霾吹倒。在古代,霾是一种“不可抗拒外力”,没有什么好的治霾办法,取法古人显然走不通,但其敬天畏物、自我反省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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