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民国时工资曾低于徐志摩 因没有留学经历

　　工资按甚标准发放？阿Q曾做梦，梦见他闹革命胜利后，“元宝，洋钱，洋纱衫”，想要啥，就有啥，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要两张”，阿Q梦是：工资按想分配。阿Q想的按想领工资，是美好的，实现起来却遥遥无期（按捞分配，有点按想分配意思，却到底上不了台面）。我们的工资发放，概念名是按劳分配，也是概念多于实际，比如说莫言的《红高粱》改成电视剧，莫言据说领了稿酬1000万，而演员周迅呢，演出费是3000万，这里怎么来算按劳分配？我们普罗大众多半是按职务分配，按职称分配，按资本分配，按文凭分配（本科生与博士生，不一样），按贡献率分配，按底薪加提成分配。

　　民国以后，有一种分配，不太好命名，姑且谓为按土洋分配吧。这分配起自民国，至今好像还有这种分配的影子在，尽管不曾给命名。

　　且看几位民国名家参加工作后的工资吧。

　　1916年7月，沈雁冰（茅盾）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当了一位编辑，他的工资是每月50元，工作了好些日子后，增至100元；5年后，田汉当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他实习期工作比沈雁冰翻了一倍，第一个月就领取了100元；再后不久，徐志摩也来了十里洋场，同样干起了编辑活计，其工资是200元。

　　几位名家工资数目不高，而含金量不低，据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与钱》里考证，1927年上海市小学教师月薪是41.9元，编辑们工资大大高于教师收入；也是陈先生考证，其时一元大致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的3元~40元，这么一算，沈雁冰与徐志摩们工资非但不低，还可以说算是高的。

　　茅盾、田汉与徐志摩其工资为何差？都是在十里洋场，干得都是同一活计，虽则是不同单位，但差别何搞这么大？单是因为市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名气差别并不大，市场所占份额，估计商务还大些；徐志摩不在这两出版社，他是《文学月刊》当刀斧手，文学类刊物，当时也并不比两家出版社有市场，但他的工资却比两位都翻倍，这又是何故？

　　陈明远先生考证了，沈雁冰工资低，盖因他当时是“土鳖”，国内大学毕业的，不那么值钱；而田汉任编辑，他有洋学历，他在日本留过学；徐志摩也是留学生啊，何故高他一头？徐志摩不同，他从英国“轻轻地我走了”，虽没“带走一片云彩”，但回到国内捞金来了，身价大不同了。茅盾与田汉，是按土洋搞分配，田汉与徐志摩按的是洋洋分配——东洋与西洋，分配也是差别蛮大的。民国时期有个说法，西洋的海归，叫镀金；东洋的海归，叫镀银。

　　真有这种分配体制？1927年，20出头的张光人，来到了江西省党务学校谋差，也当上了学校的编辑，他领的工资是月资60元。与茅盾参加工作初比，他多了10元，但是时间差是11年，除却通胀因素，工资未必比茅盾高。

　　可能是这种工资分配刺激了张光人吧，他找了机会，去了日本庆应大学留学去了。几年后，他回来了，稻粱谋于中山教育馆，干的算是老本行，任《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翻译工资素来不太高，比如今年下半年出来的“版税新规”，翻译比原创稿酬就低很多（每千字80元~300元，翻译是50元到200元）。而张光人任日文翻译员工资却比原来高了，月薪100元。100元也不高啊。数目不高，实际含量高——张光人并不是全日制，他不用去坐班，是半职，貌似兼职；若是全职呢？工资会翻倍到200元而不止了。做土鳖与做海龟，不一样啊不一样，工资收入两重天。

　　张光人不是别人，他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风。有这份本土“洋博士”工资，胡风在上海，最初日子是过得蛮好的，在上海租了房子（租金每月13元，大概占工资收入的十分之一，不是与人合租啊，是全家一套房），还有余钱借与人家。左联打击周扬多来向他借钱，有次一大早就来敲门：“家里没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周扬据说常来借钱，多半是老虎借猪，肉包子打狗了。

　　插个话。胡风还有个后话，他后来收入少了，得靠左联来支助了。胡风后来辞了《时事类编》翻译员工作，吃饭都成问题，何况租房？中共地下党冯雪峰见了其困窘，让胡风搬到了他租住的房子去，租金自然不要，胡风便住了冯雪峰所租之房。底楼是冯雪峰，二楼是周建人，三楼是胡风一家。

　　海归与土鳖，工资差距外，还有桌子的差别。曾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在1955年伤心忆往：

　　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朝廷看不起国人，国人需到国外去镀层金，方才做金菩萨供，这情形在民国那时，便已开始了。

　　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