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高官曾要求顺治恢复传统发服 后被处以绞刑

　　传统重礼仪，而发型与服饰是礼仪的重要表现形式，甚至形式就是内容。

　　清人在北京称帝后，南京还有一个汉人小政权——南明朝廷。本来，在崇祯帝自杀后，南方的抗清运动还是大有前途的。可是，南明小朝廷却依旧延续着明朝一贯的互不信任和对掐。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南方抗清将领，从来就没有团结起来，结果是史可法最终战死扬州,而满清得以对南方的抵抗分子个个击破，从而统一中国。

　　那些先后投降满清的明代将领和官员，一臣事二主耻辱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他们要剃发，身体发肤，本受之于父母，从娘胎里出来就必须一丝不可剪。现在，他们不仅要剪掉一大部分，还要留一个女士长辫，这是“一臣事二主”最显著的标志。改变发型不仅是象征意义，而且如铭刻在犯人脸上的黑色刺字一般。

　　如果汉官在新王朝要保持原有的发型，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早在清军入关前的1631年，关外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大凌河城，皇太极与明朝将领张春在城外打了一场对攻战。最后明军完败，张春被俘，并屈服于皇太极的怀柔政策和人格魅力，投在清军帐下。

　　可是，张春最终还是因为拒绝剃发而毙命。照说，既然都已经投降了，那么梳一个大辫子，也只是投降的附属产品而已。可遗憾的是，张春不这么想，即便投降了，张春也只认为他是在军事上失败而已，而绝对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臣服与追随。

　　和张春一样，后来顺治朝的大学士、前明高官陈名夏，也因他要求顺治恢复传统发服，而最终失宠，并被处以绞刑。张春和陈名夏表面上是“留发不留头”，但其实质却是他们的文化轻视，甚至是鄙视。

　　1645年6月初，当时南京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南明的重臣马士英和阮大铖在豫亲王多铎攻入南京城之前，就不战而逃。而留在城内的部级大员钱谦益等人，则以一种政权整体交割的形式，把南京拱手让给清廷，使南京避免了一次大屠杀。

　　保全平民的行为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国人对此一般要给它贴上一个汉奸的标签。三年之后，66岁的钱谦益已经作为清朝的高级干部退休了，并回到南方老家，但他还是被怀疑暗中支持“反清复明”，在家乡遭到逮捕。

　　对于钱谦益来说，他对于明朝和清朝都有爱恨。明朝是原政权，他当然怀念，但明朝晚期国家的整体崩溃，使他深受其害，并深恶痛绝。他渴望得到改变，便投靠了清朝。可在文化上无与伦比的优越感极端化之后，就是对清朝的全盘否定。尤其是与清朝接触时间长了之后，这种优越感和对清朝的敌意就会被极大地释放出来。

　　一方情感释放，一方本有偏见，两者叠加，火上浇油，使得如钱谦益这样的士大夫，总是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此前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也曾在中原建立政权，但不管怎样，人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发型，而清朝就坚决切断了这种传统，把事做绝了。这就动了传统文化的底线。

　　当年，不独钱谦益，所有“反清复明”的志士，只要一想到那条辫子，就有强烈的羞耻感。传统重礼仪，而发型与服饰是礼仪的重要表现形式，甚至形式就是内容。改变形式，无疑也就是改变内容。

　　改朝换代之际，人心是脆弱的，一切都是难以把控的，一切都是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的。尤其是连发型都要彻底改变，更是加重了人们的脆弱与虚无感。

　　梁盼：

　　专栏作家，文化学者，出版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