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频现巨贪 曾成为反腐焦点

　　历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清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措施。

　　京师大贾数晋人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商业兴盛。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而在《广志绎》曾有这样的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为山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额、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五伦”滋生潜规则

　　国人素来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为“五伦”，《周礼》中，将朋友与父母、师长合称为“三行”，古语道：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因此上下级、同僚之间，年节之际，人情往来，互送礼物，原是无可非议。

　　可是后来朋友间的单纯交往，在权力的影响下，衍生出种种弊端，形成送礼的陋习。以节礼之名，行贿赂之实，而且赠送范围不断扩大，名目日渐繁多，致使随着金额的持续增长，这种灰色收入成为官员的一项重要收入。

　　这种官场陋习可谓是游走在官场中势必遵行的潜规则。后来连朝廷都默许了官吏的这项收入，认为“规矩如此”，于是上级默许，下属营私舞弊便可想而知。而且此项弊端由来已久，想要清除，非一日之功。康熙帝曾认真考量过禁革措施的可行性，但他担心骤然全盘禁革陋规，施行难度过大，而且恐会引起旧弊未除，新患丛生。所以，他并不坚持除弊务尽，在一定限度内允许陋规的收受。

　　康熙曾对被赞为“从古清臣，未有如伊者”的陈濱说：“这种事情本来是不好的，可是一旦禁止了，恐怕州县的官员，会寻找其他的机会贪腐，还不如现在的状况。”由此可见这样的潜规则，使康熙这样的千古一帝也束手无策。山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亦不能独善其身。

　　中央晋籍官员多

　　山西经济的崛起，为晋籍子弟读书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许多商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应试，于是许多商人子弟由此走上了入仕做官之路。例如隆万年间的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王崇古，万历时的首辅大臣张四维就是其中的典型，王家和张家都是大盐商。

　　而山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一批熟悉地理的山西籍文臣武将迅速崛起。仅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便有5人，官至六部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总督、巡抚、总兵的高官则多达30人。而这仅仅是在中央，地方的官员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其在政府中的比重之大。

　　到了清代，随着山西经济地位和国防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使得晋籍官员在政府的比重较其他地区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而且清代高级官员，尤其是一二品的高官，一般都兼有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这使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格外复杂，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许多高官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以手中的权力换取财富。

　　此外在山西任职的官员的关系往往也是千丝万缕。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中，噶礼就任山西巡抚时就与太原知府赵风诏及地方官员勾结，全然不顾民生，大肆贪污搜刮，相互勾结包庇，牵连官员人数甚广，最终查处的噶礼贪污一案官员人数达200余人。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令人咋舌。而且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官员腐败形式多样：贪污受贿、横暴豪夺、敲诈勒索、经商牟利、渎职失职、盘剥百姓等。贪官们成为了利益群体、官官相庇,腐败呈现出集团性，使腐败之风迅速蔓延。

　　康熙亲自察举提清官

　　山西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王朝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虽然康熙帝对官场“潜规则”较为纵容，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贪污有伤国本，他希望可以通过树立官场正气，培养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达到以点带面、政清人和的局面。为了端正官风，他曾多次下诏提倡廉洁之风，要求为官之人，“公忠体国，洁己爱民，不受贿赂，不听嘱托”，严禁“妄行私派或额外苛索”。

　　为了减少官吏们的铺张浪费，他又多次下诏提倡节俭，要求“禁止奢侈而崇尚节俭”。在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五月，他诏谕大学士等“凡居官以清廉为要，令九卿若有所知者，勿论内外大小官员，俱令举出”。随后，当朝的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衙门依旨准备了一份拟推举清官名单，康熙看后说道：“今诸臣俱各称善，想当不谬，但从此以后操守不改，永著清名，为真实好官”。

　　康熙不仅呼吁各级大员推荐、推举清官，予以褒奖，还自己亲自察举清官，大加赞扬，树为榜样，并且还破格提拔，树为楷模。于成龙便是其中的典范，于成龙，山西永宁州人，在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正月，两江总督于成龙按制应加衔侍郎，康熙帝因其“操守洁廉”，令“优加职衔”，予以兵部尚书，树为清官廉吏典型。

　　康熙在告诫各级官员要为官清廉时，将当好官、清官，与个人的名利和家族的荣辱联系在一起，从个人和家庭、物质利益和道德名誉两个方面强调清廉为官的重要性。他曾说：“人能做好官，不惟一身显荣，且能光宗耀祖，否则丧身辱亲，何益之有？”可见其态度。

　　雍正推行“火耗归公”

　　雍正帝在位时一改康熙帝在位时对官场“潜规则”的纵容，推行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

　　就反腐方面，雍正帝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在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称为火耗或耗羡，但耗羡的范围大于火耗，耗羡还包含雀鼠耗等。通常，地方官征纳运到京城的谷物，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被雀鼠偷食损耗，称为雀鼠耗。此项政策在汉代便有，而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正式实施耗羡归公，最早便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广至全国。并且明确地规定了耗羡征收的比率标准，据孙嘉涂在《办理耗羡疏》中对耗羡征收率的记述，耗羡征收率被统一定为一成。虽然，当时的耗羡征收率是否如孙嘉涂所说只有一成之数，但可以明确的是耗羡征收率是统一规范应该是可信的。将“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此打击贪腐，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

　　与此同时，由于清初承明朝旧制官至极品的俸银也不过180两、禄米180斛，而七品知县年俸仅45两。这使州县官员不能借以维持生活，而“火耗”成为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其实质上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以补给俸禄的不足。雍正皇帝在实施“火耗归公”后便推行了“养廉银”政策。“养廉银”顾名思义，给官员以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或减少贪污事情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最初湖广总督杨宗仁上奏雍正帝，提出了火耗提解藩库的建议，正合雍正帝的心意。雍正帝对此的批谕是：“所言全是，一无瑕疵，勉之”。“养廉银”出现雏形。随即在雍正元年四月（1723年），雍正帝便命曾任户部主事的诺眠任山西巡抚。而诺眠五月到任后，上书雍正帝“希望将山西省一年的火耗的银两，提取存入司库，并且留二十万两，补贴财政亏空，剩下的分给官员为养廉的费用，此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赞赏。养廉银便由此推广。由于养廉银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而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清政府希望以此打击贪腐问题。

　　一系列反腐手段对山西的贪腐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清代的法律、制度、政策存在漏洞，使之在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看似高薪养廉，但并未彻底解决山西乃至全国的贪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