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写《汉书》时曾被告私改国史 锒铛入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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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家洲，男，汉族，山东人，1955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唐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思想文化史。

　　读史明智。贵阳国学大讲堂继邀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杨华教授讲《史记》、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讲《春秋》后，7月19日邀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主讲另一部重要史书，班固的《汉书》。

　　“一方面，《汉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后世历朝正史的楷模；一方面，《汉书》文辞古奥，连汉代经学大师马融都不能完全看懂。与此同时，《汉书》和《史记》两部史学大著孰优孰劣，自古便成为一段学术公案。”孙家洲教授说。在讲堂上，孙教授就《汉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怎样读《汉书》、《汉书》与《史记》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四位学者接力，历时八十年修成《汉书》

　　孙教授首先讲述了一个和《汉书》有关的故事。北宋诗人苏舜钦住在岳父杜衍家中时，每晚都要饮酒一斗。杜衍很奇怪女婿一晚怎能喝这么多酒，就派人暗中观察。原来，苏舜钦每晚在读《汉书》，读到会意兴起处便饮酒为乐。这就是有名的“汉书佐酒”的故事，充分表明了《汉书》一书的魅力。

　　“《汉书》这部与《史记》齐名的史书，作者署名是班固，但其成书过程与‘班门四杰’有关系。”孙教授说。“班门四杰”是指班固的父亲班彪，班固的弟弟班超、妹妹班昭。

　　原来，班彪在东汉光武帝时任望都长吏，专心于历史古籍。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便下决心续写汉武帝以后的历史。他广采逸事，旁观旧文，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续《史记》。后来，班固在父亲《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断代为史撰成《汉书》。“班彪续作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以《汉书》的组成部分而流传下来了。由于班固没有注明哪一部分采自《后传》，还被讥贬为‘剽窃父史’。”孙家洲教授说。

　　但班固在撰写《汉书》的过程中，有人上疏皇帝，控告班固私改国史，致使班固锒铛入狱。弟弟班超赶赴京师为哥哥辩护，不仅使班固解除了牢狱之灾，班固还获得了皇帝的赏识，得以继续完成《汉书》的编著工作。

　　后来，班固因卷入宫廷斗争下狱而死。“此时《汉书》大体完成，但其中的篇章‘八表’与《天文志》未曾定稿。故《班昭传》记载，妹妹班昭受命补写为完成稿。但只完成了‘八表’，《天文志》由大儒家马融的兄弟马续完成。”孙教授说，古人所谓的“马《志》、昭《表》”之说由此而来。

　　孙教授引用李宗侗先生的说法总结《汉书》成书：“《汉书》之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马续也。……《汉书》之作，始于西元三九年左右，下至西元一二〇年，历八十年之久。”

　　《汉书》是后世历朝正史的楷模

　　孙教授说，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汉书》的位置尤为重要。“《汉书》有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篇。后人划为120卷。从‘本纪’、‘列传’的内容看，《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从其中的10志来讲，又是贯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通史，成为后世人编修通典、通志、通考的良好开端，《汉书》是后世历朝正史的楷模。”

　　“特别是班固首创的《地理志》和《艺文志》，有着更高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孙教授作了详细的阐释——

　　“《汉书·地理志》详尽地记述了夏、商、周、战国、秦汉以来的疆域封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实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文献掌故的历史地理专志。而且，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遵奉了班固的做法。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古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汉书·艺文志》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为分类，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且对先秦学术思想之源流与演变、优缺是非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该书既是图书目录，又是学术史略，给后人研究古代学问架起了桥梁，历来受到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评价《汉书·艺文志》时，引用金榜的一句话：‘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著述之门户也。’”孙家洲说。

　　《史记》像李白，《汉书》似杜甫

　　“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有沿袭也有变化；在内容上，《汉书》的前半部分是从《史记》中搬来的，并做了一些补充修改和剪裁编排。”孙家洲教授说，比较《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的异同与高低，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学术公案，史称“班马异同”，也可以称之为“史汉优劣”。

　　孙教授说，“班马异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通史”与“断代史”体例优劣的比较与分析，自古学者见仁见智。“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先生曾对《史记》《汉书》两书的体例和文字一一列目比较，使人们在全面比较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马、班不同的旨趣和不同的风格。结论是：司马迁的文体疏朗跌宕，富于变化，文句的组成较为圆满，篇章的结构线索分明，照应周密；班固的文体较为质重简朴，缺少变化，结构的线索不甚分明，文字较《史记》为古奥；在叙事上，司马迁较精确而能尽量保存历史形象生动的原貌；而班固渐流于空洞，对人物渐流于抽象化。但《汉书》中有的传也写得很绵密。

　　“事实上，《史记》与《汉书》著述上的风格，宋代文学家杨万里曾作过很形象的比喻：‘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孙教授说。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