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重庆木船运输业分帮派 袍哥大爷担会首
■旧时朝天门木船云集(资料图片)
杨耀健/重庆渝北区
背景:川江本是木船一统天下,近代以来四川的大小河流全靠木船经营运输。重庆乃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川江水系木船常年云集港内,数以千计。各地船主为发展壮大,以地区或货物分类,组成行帮,抱团从业。
帮派众多 山头林立
清朝乾隆年间,重庆木船运输业已经有广帮、川帮之分。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记载:“广帮装拨下楚一切等省客货,川帮装拨本省境内进出一切口岸地方客货……已立合约,彼此不得争装。”到清光绪三年(1877年),以重庆为中心形成三大木船帮派,以朝天门为界,长江上游的船帮称上河帮,长江下游的船帮称下河帮,嘉陵江为小河帮。
各大帮内又有若干小帮,各自把持大小河和本帮地区的航运业务。上河帮分为七帮:富盐帮、金堂帮、嘉阳帮、叙府帮、合江纳溪帮、江津帮、綦江帮。下河帮分为八帮,其中包括川五帮:大红旗帮、长涪帮、忠丰石帮、万县帮、云开奉巫帮;楚三帮:长旗帮、短旗帮、庙宜帮。小河帮分四帮:渠河帮、合川帮、遂宁帮、保宁帮。
此外,还有往来于重庆的揽载五帮:木洞洛碛揽载帮、长寿揽载帮、忠丰石揽载帮、涪陵揽载帮、万县揽载帮,以及重庆各区县拥有的九个船帮,总计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江木船运输业共有三十三帮。各帮自成山头,俨如防区,但一般不会主动挑起冲突。
船帮拥有多艘木船,成批承运粮食、布匹、山货、盐、茶叶等物资,有时也受雇运送客商,是近代效率最高的运输组织。
行规行章 强制执行
船帮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单船运输量有限,遇有大客商货单,单凭一家船只难以承运,只有组成船队才能接大单。其次,船民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容易被人欺负,必须拉帮结派自卫,其成员大多为亲戚或同乡关系。第三,川江滩多浪激,遇险时必须有人倾力相助,唯有帮派靠得住。
当然,允许船帮存在,也有官府想控制船民,维护社会秩序的因素。船帮的主要使命,大致为执行官府旨意,向船工指派官差,收取杂费。掌握本码头班子,举办封建性礼教活动。出头承揽客货,与货主协商运价。订立行规条款,督促执行,调解纠纷。
为了服众,船帮会首多由袍哥大爷担当。他们上与官府来往,下与地方头面人物应酬,船民大小事情均需仰仗他们出面斡旋,以求安全保障和业务关照。为此,船民必须向会首缴纳各种费用,如靠岸费、业务介绍费、船头费、红利钱等。他们还要向行帮交纳各种封建性礼教的抽头费,如阴历三月十五的财神会、四月廿八的岳王会、六月初六的王爷会等费用。
1936年,袍哥大爷张晓岚秉承官府意旨,组织万县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将万县港各船帮置于其管辖之下。凡在万县港装货,均须按货物分类收费,如盐每包收费三角,揽载船要送“四节”钱,即腊月辞岁、正月拜年、端午贺节、六月六王爷会四个节日,不送钱者封船禁航。
时代进步 终至衰落
19世纪末,外国机动轮船进入重庆,标志着川江航运的机器时代到来,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却给木船运输带来灭顶之灾。
机动轮船马力大,承载力强,川江干流进出口货物和旅客,逐渐被轮船夺走,木船业务受到很大影响,船工难以维生。各船帮为了生存,进行过暴力抗争。1922年,下河八帮盐运业务受到轮船威胁,帮主纠集船主及船工强行登轮,大肆捣毁机器设备,砸死领江员。1923年,船帮又在万县杀死“安利”洋行代表霍勒,引起国际纠纷。但是,由于军阀割据,沿江关卡林立,盗匪充斥,盐商们考虑以木船运盐损失巨大,后来将盐全部托交轮船运输。其他客商也纷纷效仿。大势所趋,船帮莫可奈何,木船业走向衰落。
帮派组织封建性强,地域色彩浓重,规模较小,比较分散。它们既不便于承担大规模的运输,又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在船只精良,运输种类齐全,管理体制先进的轮船公司的壁垒前,很难与之竞争,最终败下阵来。木船帮的成员或求职于轮船公司,或自谋职业,只剩下少数船只,承运短途业务。
1936年11月,替代船帮的重庆市拨船船员工会成立,办事机构设在东水门,负责人叶竹青。该工会下设金紫门、南纪门、太平门、东水门、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黄葛渡、海棠溪九个分会,代理船工事宜。
抗战时期长江中下游失守,航线缩短。为加强联系西北地区,国民政府交通部将嘉陵江纳入航运重点,开通重庆经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到广元的航线。因嘉陵江河道弯多水浅,木船重新派上用场,本埠回升到千艘以上,每只船平均载货15吨,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建立,机动船逐渐取代木船。到1980年代,木船和动听的川江号子,一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却在老市民的脑海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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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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