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曾是日本古代教育中重要的教科书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中国书籍经、史、子、集源源不断地流传到周边各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仿效中国王朝，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考试范围，因而促使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进而推动了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籍也相当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被称之为“书籍之路”，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日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越南，也有着类似的影响。

　　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目标，甚至是议论朝政参考的对象。

　　司马迁的《史记》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学著作, 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世子侍讲、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 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史记》是必读书籍。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廷也举行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大臣往往借讲史之际，联系现实政治，提出参考建议，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时期，领事鱼世谦对国王说：“进讲《史记》，欲观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恶也。”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同时，朝鲜还从《史记》中编选了许多著作，而以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的《史记英选》最为引人注目，其内容选自《史记》。此书虽为史抄之书，但出自朝鲜国王正祖御定，长期为其宣教所用，此后更被奉为经典，指令群臣朗读背诵，充分体现了此书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记》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乃编年与纪传二体。在讨论纪传体时，都首先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开创之功，后世纪传体史书都遵循司马迁所创设的规制。“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这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学人就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 “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乃是“迁、固之遗”，完全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正是他们把《史记》带回了日本，这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史记》传入日本后，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过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604年，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思想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其“大化改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最早的史学著述，大约出现在6世纪前半期的继体天皇、钦明天皇时期。此后《六国史》出现，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官方编撰的六部日本国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的总称。《日本书纪》成书于八世纪，史料上直接参考过《史记》，体例上也直接借鉴了《史记》的体例。按天皇立卷，编年记事。同时，其借鉴《史记》中的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继承中的正统问题，把天皇叙述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有别于其他血统。这种观念没有《史记》的影响,在当时是不可能形成的。随后《续日本纪》等五部史书，继续弘扬《日本书纪》的特点，吸收和继承《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特点。

　　日本史学史上最著名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是江户时代水户藩德川光圀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此书1657年开馆，一直到1897年才基本完成，最终于1906年出版，历时250年。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终结的日本史，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录五卷）。此书乃日本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书多方面模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纪传体史书。为天皇立本纪，为大臣立传，亦根据日本社会的情况，设立一些特殊的类传；根据日本特点，对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进行改进，编成十志。在义例与正统方面，我国古代正统论是应王朝更替而产生的，这与皇统万世一系的日本有着根本差别。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国史书的特色，也有自身的特征。

　　安南半岛在五代之前属于我国郡县，五代时期，越人吴权开始独立，其文化已经印下了深厚的汉字文化的印记，司马迁《史记》等中国古代史书早已为他们熟知。《史记》也是越南儒士需要阅读的最重要的史书，亦是他们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越南古代史书体裁也是在《史记》等中国史书的影响下而生成的，主要采用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其中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乃汉文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该书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由吴士连编纂，收录了自鸿庞氏时代以来的传说及史实，最后于1697年，由黎僖负责增补至后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历时二百多年。全书二十五卷，分外纪全书、本纪全书、本纪实录三部分，是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乃是效法《史记》之本纪部分而成的。

　　总之，在传统的东亚世界中，《史记》是各国君臣与儒生必读之书，也是他们议论朝政的重要依据；同时借助阅读《史记》，强化其正统思想。在编撰史书之时，无论是塑造本国与本朝的正统性，还是在史书体裁、史料上，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史记》深深的影响。《史记》在传统东亚世界的政治与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孙卫国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