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谈民国共和制的诞生:找不到皇帝 只好共和了
在当下历史写作中,张鸣先生堪称独到。他是那种有见识的写作者,善于从自我生命的挫折中,体会出历史的种种曲折与无奈。
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教育,让人们对历史产生种种误会与偏执,仿佛它只是观念游戏:所有历史人物必须预知未来,并据此而设计出唯一正确的道路。当试错的自由被取缔,则历史就变成一系列滑稽的“必然”——一切失败是必然的,一切成功也是必然的,我们必然走到今天,因为有必然的历史规律……既然如此,还要人干什么?
然而,历史真是必然的吗?当欧洲王室第一次看到英国议会制度时,曾集体认为英国走上歪路,可百年易过,昔日大权在手、滔滔不绝的贵人们,如今安在?
历史有大趋势,但也有大挫折,世界潮流无可阻挡,但也会有逆流与险滩,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有独到的魅力,它让我们明白,当下的真理,明天可能就是谬误,今天的永恒,可能只是未来的瞬间,今天的伟大,可能成为后人的笑料。
而这,也许就是张鸣先生新著《共和中的帝制》的价值所在。
想写电视剧可不会写女人
我是一直在做历史,但做得很野,听说某位历史学会会长对我很不满意,说我写了很多坏书,教坏了年轻人。其实,我干什么、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以前还当过兽医呢,现在我也不当了。总之,公鸡母鸡不要紧,只要会下蛋就行。应该说,今年我还是挺高产的,已经出了三本书,但这本书我做的比较认真,当年累得汗流浃背,一身尘土地翻东西,非常辛苦。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书?当时起念是因为钱,有人出高价要我写电视剧,可我一写,发现不行,关键是没有女人,可没女主角,故事就不好编,我说算了,干脆写个著作。
不能总拿伟大胜利来忽悠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袁世凯复辟,偏写张勋复辟?原因很简单,写袁世凯复辟太多了,写张勋复辟太少。对我来说,写张勋复辟更能传达出我要写的意义,就是当时共和制这个制度出问题了。
其实,民国刚刚办了几年就已经出现了制度危机,张勋复辟更凸现出这个危机的特性来:一人称帝失败了,紧接着又来了一个。
教科书里说,两次复辟失败,因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反问一句:既然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为啥还会出现两次复辟?总不能说出了乱子,没办成,就是伟大胜利吧?何况复辟失败后,中国的历史是越来越往激进的道路上走。
找不到皇帝被迫走上共和制
我们讲历史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漫画式描述,我们认为,后面一定比前面好,历史是进步的。君主立宪一定比专制好,民主共和一定比君主立宪好。所以提起袁世凯,一定是窃国大盗,提起张勋,一定是复辟丑史,必须要用褒贬的词来说这些话。
两次帝制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民国制度本身的诞生就比较勉强,袁世凯和起义各省在谈判时就商量过,大家都主张君主立宪,可谁来当皇帝呢?清帝已经破产了;回到明朝吧,姓朱100多万人都自称朱元璋后代;找孔家吧,孔家说我们祖先就是庶王,不当皇帝。找不到皇帝,只好共和了。
共和制带来了大麻烦
皇帝没有了,事儿就大了。
用梁漱溟的话说,中国是个伦理性的国度,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是老百姓的基本行为准则。其核心是君主,一旦君主没有了,中国的伦理就开始摇晃了。
袁世凯当总统后,发现了问题,他无法建立起效忠体系,总统9点钟开国务会议,可总理和各部长们10点都没来,干吗呢?在家打麻将,他还没办法处罚他们。因为他是总统,不是皇帝,这很麻烦。
下面也有困惑,辛亥之后底层社会动荡,土匪、帮会、流氓全出来了,私盐贩子在衙门前卖私盐,原来知县有权威,现在共和了,政府没权威,总统说话都不算。
不懂民主的人在设计民主
此外,设计民主制度的人根本不懂民主,同盟会里最明白的是宋教仁,他是从章士钊那儿学来的,而章士钊是从英国报纸上看来的,他没有学过英国法律,所以,设计出来的制度漏洞百出。
在革命党这边,依然是权力思维压过程序意识,遇事还是用权术来管理国家。所以很快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就打起来了,宋教仁案本可以用法律解决,可革命党觉得,满清都被我们推翻了,袁世凯算什么?
这一打,议会就瘫痪了,袁世凯转向传统方式。读经、祭天,复辟。他刚开始还不敢,可手下人都一致拥戴。可真复辟了,原来的心腹大将们又都不同意了,导致他整个体系崩溃。
张勋是怎样复辟的
袁世凯失败后,北洋的共和依然运转不起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运作这个体制。那时国会打架打得比较凶,互相扔墨盒,可墨盒太重,能把人砸死。最后国会要求把墨盒钉在桌上,顶多把笔扔过去。关键是他们自己办不了事儿,行政体系也办不了事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协约国鼓动中国参战,总理段祺瑞当家,各省都不交税,中央靠几条铁路的收入,加上关余和盐余,入不敷出。协约国说,如果参战了,德澳那份庚子赔款就不用付了,日本还可以贷款,可总统黎元洪就是不同意,这给了张勋机会。
张勋会做买卖,投资了很多新兴工业。加上他敢在驻地种大烟,比较豪爽,督军们让他当盟主。张勋不同意中国参战,所以他借口调停,到北京就复辟了。
张勋复辟为何成了滑稽戏
可张勋准备不足,各军阀也不支持他,2万多北京驻军一夜间就变成5000人,后又被收买了3000人,他没法打。
这个战争是很滑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消耗几百万发子弹,只打死了几十人。有座影壁,子弹就从顶上飞,影壁没烧着,却把天空的鸟打死了,所以,他建议中国军队以后改用弓箭,给国库省点银子。并不是军人战斗力不行,而是不想真打张勋。
为什么复辟时大家赞同,讨逆时又赞同,老百姓欢迎复辟,可讨逆时又来看热闹呢?因为中国那么早共和,确实太快,但把它翻过来,翻回帝制,依然是错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事儿——纠结。
怎样才能煮好夹生饭
共和制当时实际是个“夹生饭”,我们不能把锅砸了,只能把这锅饭煮熟。张勋之后,很多人也在想办法,比如实业救国派、教育救国派、乡村建设等,民国的遗产中,最好的就是教育、文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政治变换出来的,是这些人自己做出来的。
但问题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思路,就是找捷径,想从后面超过去,跨越式地进步,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这个思路是压倒性的,它把原来成绩都给否定掉了。其实,之所以煮了“夹生饭”,因为首先,煮熟饭必须要有知识,而当时领导者对民主没有起码的知识;第二需要有智慧,懂得怎么运用这些知识;第三要有时间,不要太着急。
写完这本书,其实我对当年那些保守主义者有了一些“理解之同情”,包括王国维先生,他曾力主复辟。
陈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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