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惩治贪官用“剥皮”刑罚 将人皮楦草悬挂

　　北京的都土地庙，始建于金朝。每月逢初三、十三、二十三的土地庙庙会，曾为北京的著名庙会之一

1932年，苏州水乡的土地庙

　　我国古代先民对土地极其崇拜，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土地的祭祀。周朝以后，历朝历代都称祭祀的土地神为“社神”。李晓巧 陈宁骏

　　清代翟灏的《通俗编》中说：“今凡社神，俱呼土地。”老百姓通俗地把土地神叫作“土地爷”、“土地公公”。从古代帝王、各地官府，乃至于平民百姓，都有祭祀土地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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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国家层面

　　对土地神的祭祀及其祭祀礼制

　　《孟子·尽心下》记载：“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见，在朴素的古代统治思想中，“土地”被列为统治阶级的第一“宝”。

　　古代的皇帝、诸侯如何祭祀土地神？在《孝经纬》中说：“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帝王诸侯的土地太广了，没有时间一处一处地祭祀，于是，就象征性地“封土为社”。古代帝王祭“社”，就是祭祀天下的土地神。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祭祀土地神的目的，除了代表万民百姓祈求年岁丰稔之外，还含有更深层次的疆土统治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典章制度的《礼记》，其《明堂位》篇记载：“是故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可见，在周朝，就把祭祀土地神的仪式“春社”，定为国家每年必做的重要祭祀活动了。汉以后，祭祀土地神的时间作了调整，一年祭祀土地社两次，即春社、秋社，一般定在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此后，历代沿袭。

　　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北京社稷坛，就是明清帝王祭祀社稷的场所。《辞海》中“社稷”一词的意思为：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土地神)和谷神(五谷之神)。社稷不分家。

　　《清史稿》卷八十三记载：“社稷之祀……其在京师者，建坛端门右。定制，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大社、大稷。”而且，“祭日，帝亲莅。”祭祀“大社、大稷”的规格，是最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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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百姓皆祭土地，

　　祈风调雨顺一方平安

　　古代农业社会对于粮食的丰歉，是相当敏感和重视的，所以，统治者也要求各地官府、百姓祭祀土地神。《礼记·月令》中说：“命民社。”明确要求民众必须祭祀社神——土地神。《清史稿》卷八十三还记载：“社稷之祀，自京师以至直省府、州、县皆有之。”可见，祭祀土地神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展的活动。

　　按照几千年的风俗，百姓都会在田地旁边修建小土地庙供奉土地神，祈求土地神保佑土地肥沃、风调雨顺。在老百姓心目中，土地神还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录过当时百姓祭祀土地神的场景：“社日，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

　　古代的城市也有土地庙，一般都是官府修建的，远比农村的土地庙要壮观得多、豪华得多。地方官员们每年都要到土地庙来祭拜，祈求土地神的庇佑，希望自己管辖的地方平平安安、五谷丰登。

　　明朝初年，中央政府要求全国各级署衙都要建土地庙，“土地庙”不仅是祈求地方年岁丰稔之所在，同时也涵盖了政府官员守土有责的象征意义。

　　清代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卷二记载，“今吏部、礼部、翰林院衙门土地祠，皆祀韩文公。明南京吏部土地祠，则祀蹇忠定公。”可见，明清两代的官府旁边是有土地庙的。明代吏部的土地祠里，祭祀着明朝永乐年前后的重臣蹇义；清朝初年的吏部、礼部、翰林院衙门的土地祠，祭祀的是唐代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清史稿》卷八十三还对祭祀社稷作了这样的记载：“其在府、州、县者，顺治元年建，岁祭亦用上戊，府称府社、府稷，州、县则云某州、县社、稷。”这是给各级官府祭祀土地神确定了“名称”和“时间”。

　　同时，清政府还统一了祭祀仪式的祝文和规制：“乾隆八年，始颁祝文，各直省定例，为民祈报，会城布政使主之，督若抚陪祀。道官驻地，府、州、县主之，道陪祀。十六年，以尊卑未协，诏互易之。”大多数时候，各地官府依然是布政使和府、州、县官主持祭祀土地、谷神仪式，“武官自将军以下，皆陪祀。”

　　民国时期的“江南才子”卢冀野在《冶城话旧》中的《成贤街》一文记载：“惟成贤街一小土地庙。”南京的成贤街，为明代国子监所在地，到了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小土地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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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土地庙与剥皮楦草，

　　酷刑反腐震官场

　　明太祖对元末贪官污吏极其痛恨，也深知官吏贪污横行对朝廷统治的危害。他即位后，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贪污官员，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是“剥皮”。

　　朱元璋曾告诫百官：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颁布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楦草。在哪里剥皮？当时地方各个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所以老百姓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

　　剥皮之刑很惨酷，把人皮楦草悬挂则更加瘆人。塞满了草的贪官人皮袋子挂在哪里呢？有两处地方：一是官府衙门的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以警诫在职官员“好好工作”；二是把人皮袋子悬挂于特设在衙门左旁的土地庙中，用刑之各种器械列为庙中仪仗，用作警诫官员。

　　明朝叶子奇的《草木子》对此有详细记载。此法既定后，民间遂习称贪官为“剥皮”。据说，朱元璋在位时，两江、两广和闽、赣的地方官因贪赃进皮场庙的很多。

　　在苏州老城区养育巷西侧的盛家浜巷北，有座小土地庙，名叫“皮场大王庙”。因当地百姓沿袭旧习，称土地神为“皮场大王”，这即与明初的“剥皮”刑罚相关。此庙在1966年“文革”开始前，还有高约七十厘米的彩色泥塑土地神坐像。

　　朱元璋用刑之惨酷，历来备受诟病。但就史料来看，明朝初年的一些措施也有其深远考虑：“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这是明太祖严刑反腐的用心所在。

　　“土地神”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朱元璋竟然在反腐戒贪上，大大地“利用”了它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