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史树青曾在早点摊“捡漏”

　　今年是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王世襄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五周年。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早年毕业于南阳公学，曾任晚清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后又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14年王继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置下一座四合院，同年王世襄就出生在这个四合院里。离芳嘉园不远就是东堂子胡同，我国著名的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幼年时期就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样对传统文化和文物收藏的爱好，使他们自幼就结为好友。

　　荣宏君最初了解和认识王世襄先生就是通过恩师史树青先生的介绍和引荐。2004年，荣宏君偶然收藏到一批有关王世襄先生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资料，并于2011年出版了《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上海三联书店），在新著《文博大家史树青》中，荣宏君还讲述了 史树青与王世襄的一段被文博界传为美谈的故事——两位大家还曾在1950年以捡漏的方式，共同为故宫捐赠了一个宣德青花大盘——

　　盛凉粉盘子

　　竟是明宣德青花

　　史树青与王世襄相识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虽然王先生所居住的芳嘉园距离东堂子胡同史宅仅几百米，但两人却结缘于琉璃厂的偶遇，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共同嗜好，且志趣相投，两人结成了终身好友。史树青先生曾告诉笔者，他从冷摊以微值得到一幅王世襄先生的母亲金章女史所绘的金鱼图，并转赠于王世襄，这更加深了两人的友谊。由于两家相距不过数百米，所以史树青经常到王世襄家里欣赏王家的文物收藏，而史家收到什么新的字画古董，王世襄也登门一睹为快。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人还曾共同捐赠了一件宣德青花大盘给故宫，也是一件比较传奇的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史树青与王世襄同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学校组织所有学员要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庆祝活动。当时学校驻地在西苑，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外集合，史树青一早就到了西外大街，由于时间较早，他便到一个早点摊去吃早点，这个摊上盛凉粉的器皿是一个青花大盘，史树青仔细审定认为此盘当是宣德青花，因为他曾在王世襄家看到过类似的器型。这时王世襄也到了，他也一致认定此青花盘应该为宣德器物，于是两人便共同出钱将此盘买下，经多方鉴定果然是明宣德青花大盘真品，因其器型巨大而特别珍贵，后两人协商，将此盘共同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自此故宫景仁榜上同时镌刻上史树青、王世襄二位先生的大名，此举一时成为文博界的美谈。

　　建议原地保存武梁祠

　　武梁祠汉画像群是东汉末年山东嘉祥县武氏家族的一座著名的祠堂墓群石刻遗存，祠堂内保留了大量的汉画像石刻，由于刻工精美、内容丰富，所以自宋代以来就受到著名金石学家、《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和《集古录》的作者、大文学家、金石学家欧阳修的重视，并在他们的书中著录。后因黄河泛滥，该祠堂逐渐被黄土掩埋，直至清朝乾隆年间，金石学家、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1744-1802）时官济宁同知，他再次发现并主持发掘了武梁祠汉画像石群，自此一直到民国时期武梁祠画像群一直以来就成为金石学家研究的对象。鲁迅先生生前亦曾写信给学者郑振铎，谈到武梁祠画像对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为了进一步研究和保护武梁祠，曾动议将武梁祠整体搬迁至北京，于是便委派史树青和王世襄以及文物局谢辰生共同赴平原省会新乡协商搬迁事宜。史树青先生曾讲述这段历史：1950年，他与王世襄一行经新乡过兖州，一路领略中原风情、齐鲁文韵，到嘉祥考察后，遂向郑振铎建议：因武梁祠年代久远，且大多都镶在墙上，因风化有些石刻已开始剥落，若要再异地搬迁恐损失更大，更不利于武梁祠的保护。他和王世襄等人经过科学的论断，建议原地保存。这一次嘉祥之行，不仅饱览了中原风貌、感触了齐鲁文韵，而且还顺便为历史博物馆征集集了一批青铜、漆器、银器等文物，当然也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史树青新婚 王世襄赠搪瓷缸

　　1976年初秋的一天，刚刚新婚的史树青、夏玫云伉俪一同到芳嘉园王世襄先生老宅拜访，正赶上饭点，王世襄先生忙招呼：“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新秋的螃蟹正肥，一块尝一尝鲜吧。”那个时期物资还特别匮乏，不知道王世襄从哪里弄到这么多肥蟹，夏玫云老师记得很清楚，那次饱了口福也了解了王世襄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的美食家。因为史先生新婚，确实没来得及准备什么礼品，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就把家中的一对画有舞蹈人物的搪瓷缸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他们作为贺礼。“如今史先生和王先生都走了，可惜那对搪瓷缸现在也不知给放到哪里了，否则这也是一份对王老的最好纪念啊！”夏玫云老师不无惋惜地向我回忆着往事。 摘自《文博大家史树青》（荣宏君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