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曾在"文革"中替陈寅恪接受批斗：感到很光荣

　　在当代学人叙述中，对于刘节，广被传诵的是他在文革时期所说的“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一语。在斯文扫地、是非颠倒的岁月里，刘节维护师道尊严挺身而出的决然毅然，面对身体和精神羞辱的傲然，在师道不振的当代，不断获得深刻的回响和追慕。

　　在如火如荼的批斗风潮中，年近八旬，目盲足膑卧病在床的陈寅恪先生要被造反派抬出去接受批斗，愤然阻拦的陈夫人被推倒在地，经常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的刘节听说后，就跑去理论，说“陈老又老又盲，你们不怕把他斗死”，主动请缨代替老师接受批斗。时为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他不是硝烟战火中的革命志士，而是中山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一位真诚于历史学研究的学者，然其铮铮铁骨，豪迈而雄壮。这谔谔之士的光辉理应为后世文明前行的永恒灯塔。

　　这位当年第二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才子，与后来在文史研究和教育领域皆有鼎鼎之名的王力、陆侃如、姜亮夫等先生同届求学。一九二六年夏，陈寅恪先生到任，同年刘节考入。刘节做的论文《尚书疏证》对《尚书·洪范》成书年代提出的新见解，得到梁启超先生的称许说，“在古书真伪和成书年代研究中，《尚书》为最纠纷难理，而‘洪范’问题的提出，自刘君之文始。凡此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刘节的另一篇论文《好大王碑考释》更被梁任公寄望“能为金石学开一新路”。尽管这份激赏对年轻的学生来说弥足珍贵，但刘节毕业前一年，梁启超先生就辞职离开了清华园，并于次年因病离世。他们的师生情缘实在太短暂。尽管每周聆听王国维先生的课，静安先生的《古史新证》使他认识了古史的真面目，但刘节入学一年后，王国维先生就自沉昆明湖。而同为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常赴各地调查方言，导师中的讲师李济先生则经常参加考古发掘和主持会议，指导学生学习和管理教务事宜常常由陈寅恪先生一人担任。师与生的情谊在那时就成为一生致死不渝的守护。

　　在中大时,刘节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如仅是尊敬之意，不难理解，而成为一种信仰，就需要先生的才学、道德、品格足为典范。显然，刘节对陈寅恪先生所执的是学生对老师的信仰。这信仰不是自发而是一种自觉的意识。王国维先生自沉后，刘节等学生出面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便是著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其中的“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勿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的言语，在今日读来都如春之惊雷，是无数学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而在军阀混战国弱民困内忧外患的民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志，无疑更是带着读书人前无古人后者待追的壮阔与慷慨，坚毅与明丽，跃升起一道新的文明的曙光，想必在年轻的刘节心中激荡起了汹涌的思想波浪。他原本就是有志做中国文化守护人的学子，遇到了如是志节的先生，怎能不信仰？在导师庄严恳挚的传道授业中，在对中国文明自觉传承的担当中，刘节追求着治学和做人的统一之境。

　　在《刘节日记》中，可以发现，从岭南大学并入中大后，刘节与陈寅恪居处相距不远，于是每年的元月一日和春节他必到老师家拜年，弟子之礼从未稍加怠慢。虽然日记中部分年岁有缺失，按照“信仰”的逻辑，也必定不会有缺漏。据后来中大的先生回忆说，逢年过节，刘节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这口口相传的美谈亦成为人们愿意信仰的一道文化传奇。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陈寅恪先生凄然离世，永远告别了既容纳了他后半生却又在此受尽羞辱和折磨的康乐园。在他的日记中，写着“十月七日，上午出席大会，因知陈寅老今日五时逝世，享年八十岁。午前与梁方仲同去吊唁。”“十月十七日，下午去东山送陈寅恪老师出殡。中夜大雷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讨论，我发言。下午到市内买来白菊花。”这一天，是陈寅恪先生的头七忌日，想必，偌大的中国，唯有信仰他的学生这一束白菊花在告慰先生的清魂。“中夜大雷雨”真正是白描中的传神之笔，韵义丰富，那一天的白天，晴。

　　对老师信仰，正是基于对学问信仰。刘节对学生说，研究学问之道，最重要者就是有一种抱负，对学问应有一种感情，换而言之，就是对学问有一种信仰。在传统文化中，师者，是道的传布者，是道德高尚的化身，信仰学问，焉能不信仰老师？！所以替老师挨斗，不是意气使然，而是一种维护师道尊严的信仰之必然，维护学问尊严的信仰之必然。代老师承受无道的鞭打，心甘情愿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