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吃喝送礼成通用规则 制度约束均难执行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

　　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据载，林则徐此行不但拒绝了一切接待馈赠，还轻车简从，随从“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相比利用手中权力一路吃拿卡要的官员，林则徐动用手中权力拒绝接待，可算是高风亮节。但此举也侧面说明了晚清官场吃喝风气之盛，一般官员即使心有抗拒，也几难免俗，若一定要像林则徐这般强硬，恐怕还得罪人。

　　这种官场风气并非晚清独有，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大多数朝代将其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

　　权力与应酬

　　相伴相生

　　古代为官者，吃喝应酬是常态，几成官场规则，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权。同样，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久贫乍富的起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质的丰富而愈发繁复，最盛大的当属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百官均要参加，还可以携眷，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还有新皇登基时的元会宴，改元建号时的定鼎宴，祝寿时的万寿宴等。

　　在皇权社会里，宫廷宴会属于“绝对权力导致的特权特供”，这种风气影响了官场生态，官员们上行下效，将宴会变成了一种固有流程，从升迁、到任到离职，还有寿辰、婚嫁等，宴会贯穿整个官场生涯。至于日常应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两两喝个酒聊个天，是很多官员维系关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场动荡，官员调动频繁，这种宴会也会跟着频密，如《汉书》中描述，西汉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的混乱局面。到了《后汉书》，又有“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的记载，可见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已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

　　有时，官场应酬还会引发血案，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发生在演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篇不久，倒霉的督邮就吃拿卡要未遂，还被暴打一顿。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仍盛，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饷馈皆百姓出”，所谓“花公款”，成了“花公众的钱”。

　　各朝皆有制度约束，但难执行

　　对于公款吃喝，大多数朝代都将之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曾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如汉景帝时就曾立法，要求官员到任、离任及外出巡视时若接受宴请，必须自己掏钱埋单，否则将免官。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若官员在地方巡视时吃掉一只羊、喝掉一斛酒，就“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协从罪名。

　　唐玄宗曾安于逸乐，安禄山常去宫中混吃混喝，还演绎出不少桃色传说。可他享受了这么多的优厚待遇，居然还起兵造反，一场安史之乱直接将盛唐打至低谷，实在令后世李姓子孙火冒三丈。于是晚唐时又有规定，各地节度使来朝廷觐见皇帝，以表忠心时，都得拿出点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就是自己掏腰包在皇宫里摆酒席，邀请皇帝与朝中官员出席，名为“买宴”。

　　买宴表面上看是将公款吃喝的花销转嫁给了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国库开支，但官员有各种办法可以将之再度转嫁，比如回自己单位报销，或者转给下级埋单，即使真的一度自掏腰包，也可以通过横征暴敛或者索贿将之讨回。

　　在吃喝风最盛、甚至将之制度化，变成官员福利的宋朝，也曾立法整顿吃喝风，而且堪称历朝历代中立法最为详细的。如《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则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湖州知州刘藻在任上“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的王希吕、范成大与胡元质等人，也被宋孝宗“怒而黜之”。

　　宋代文学家苏舜钦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马。他的老丈人杜衍时任宰相。有一回，他将公家的废纸卖掉，用所得买酒设宴，还招来乐妓助兴。结果被老丈人的政敌得知，立即指使御史弹劾，苏舜钦以“自盗”罪名被免职，并被赶出京城。

　　这些制度虽然在某些节点和事件上起到了约束作用，却无助于改变整个官场风气，大吃大喝贯穿于两宋，直至灭亡。

　　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但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的密度却不亚于宋朝。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一千石，俸钞三百贯，从九品禄米六十石，俸钞三十贯，这个俸禄其实只够官员勉强糊口，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多养几个仆人丫鬟，立刻就会揭不开锅。如七品县官年俸只有九十石米，仅仅够二三十人吃一年，但县官除了家人外，还要养吏，老婆孩子办事人员都靠这九十石米，连吃饱都不可能，更别说生活了。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地方官根本活不下去。

　　而迎来送往偏偏就是明代官员不可避免的官场规则。文学家袁宏道曾在万历年间当过吴县知县，才上任几个月，就致信朋友大吐苦水，说人人都觉得做官好，其实做官真辛苦，做知县尤其苦，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接待。

　　吃喝与送礼成通用的官场规则

　　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之所以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风气，与官场生态有着直接关系。在熟人社会里，人情大过天，官员无论是想升迁还是想自保，都必须通过付出大量交际成本来维系人情。吃喝作为交际的必要手段，与送礼一起，就此成为通用的官场规则。

　　但与此同时，历朝历代官员的俸禄大多不高，要维系这种“灰色生存”，就需要更多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公款。比如明代，地方官的主要收入其实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截留，即俗称的“火耗”，京官的主要收入则来自地方官的馈赠。

　　清朝曾以明朝为鉴，试图整顿风气，明令京官去地方，上级领导到下属单位，出差费用一律自理，地方和下属单位也不能宴请馈赠。可是清朝沿袭了明朝的低俸禄，京官待遇尤其低，因此外放或出差都成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地方官为了升迁，也会尊重京官的“话语权”，常年孝敬。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在皇权体制下根本无法动摇的利益链。在这种大背景下，动用公款吃喝简直就是“小儿科”的行为，何况，即使官员自掏腰包，这笔饭钱的来源大多也非正道。

　　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该书也是后世研究官员灰色收入的重要资料。他曾在翰林院呆了六年，三十七岁开始外调，宦海浮沉，历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和福建布政使等职。他对自己的总结是：“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他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回乡，途经漳城。当地备酒席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一万两银子。当地官员显然是看重这位被革职官员背后仍然存在的官场网络。如果是钦差出巡过境，地方会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开销，最后由各州县和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用于吃喝接待和馈赠礼金。钦差往往故作姿态不肯接受礼金，地方官还得派人将礼金送往其京城私宅。如此到位的服务，只因钦差能在皇帝面前说话。

　　在这本书中当然免不了关于吃喝的记录。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这一肥差时，终日迎来送往。在西安过路的官员，将军巡抚都要请客，便由他承办，首先写请帖，他要把各官号姓名打听清楚，然后把帖子送到各官署验明，没错了，才发给过路官员。然后张灯结彩，准备宴席。

　　每场宴会有两个戏班唱戏，上席有五，中席十四。“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还有西安难得的活鱼，上席每桌都要上条活鱼才够气派。如果档次不够，客人就会责怪督粮道悭吝。酒席要到深夜才结束。第二天还得为过客送行，赠送盘缠，厚薄则以官职尊卑而定，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西安处于内地，吃喝还算便宜，张集馨在福建上任时摆酒，一桌菜要银元1600元，折合上千两白银。这种天价宴席，就算官府也吃不起，他只能将宴席规模从三桌降为一桌。

　　本地官员彼此间也少不了各种宴会，以联络感情。“官员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日日不断。”尤其是张集馨身为督粮道，更不能占着肥缺不会做人，到了年节，更是要请将军、巡抚宴会，还要赴外道府县进省者的宴请。这位爷等于全年下来，就是在胡吃海塞，收贿授贿。

　　清代汪辉祖曾著有《学治续说》，其中就曾大谈接待的重要性，这事儿处理不好，别说升迁了，连官位恐怕都保不住。他还认为，“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历久相沿，已成常例”。“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八个字，揭示了真相。

　　据《新周刊》，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