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他喜欢当皇帝

　　演讲人：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者

     演讲人：吴思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时间：2014年4月10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二层会议厅

　　中学课本和现有所有书，对张勋复辟都一笔带过，认为他是“一出闹剧”。课本解释“张勋复辟”为什么会失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做“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那答案是不是这样？

　　有个非常好玩的细节，张勋复辟的时候，北京城里家家争挂龙旗，这说明当时北京城对帝制是欢迎的态度，并不是“民国了，皇帝就必须被打倒，我们必须排斥它”。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好玩的故事在那短短12天里发生。

　　张勋事件反映出的问题

　　是民国的立国根本问题

　　这么多年我对民国史研究下工夫比较多，也是时事压迫。纸媒上、电视媒体上甚至网络上都看到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满世界都是圣上，然后臣妾。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中国怎么是这样？这是个共和国吗？

　　1949年以前中国这么长历史，没皇帝的就只有民国这一小段。皇帝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已经试了很多回，那非皇帝的朝代是不是试一试也可以？是不是我们以后还是要抬皇帝出来，或者比皇帝还皇帝的人出来统治我们呢？

　　我一般做什么东西，都是先一大堆的疑惑，这个事儿不明白，然后就杀进去，等走出来、明白了挺爽的。张勋复辟就让你有很多疑惑，现有历史呈现的东西太简单，无非是“封建军阀”、“开倒车”，完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即便不是搞历史的人，把一个人或事写得太简单了也是可疑的，所以我才撒出去做这个东西。

　　做了之后觉得，我们以前对这个事情妖魔化是必然的，因为整个北洋时代都是被妖魔化的，张勋又是北洋时期一个另类。但这个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就是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

　　1916年袁世凯称帝，是个汉人皇帝。他说我只是复辟帝制而已。但到张勋，却是整个复辟满人的帝制。一帮汉人复辟满人王朝，里面骨干分子许多不是满人，不是那帮被推倒的满族王公、皇族贵族，而且里面不乏清末以来学问很好的大知识分子，王国维、沈真池这样的，当时都是大学问家。

　　实际是中国办共和制到那时出现了制度本身的危机。这个危机的存在实际从一开始就蕴藏了。本来辛亥革命新政时的变革应该是个英国道路，就是帝制保持、我们搞君主立宪。这是最平顺的，当时中国也在往那个方向走。虽然预备立宪目标是德国和日本，但是参与的这些士大夫们、老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混合的人，会把这个事情变成英国模式。但是它中间被打断了，然后就革命。

　　被打断是因为上头，载沣这种人25岁就上台什么都不懂，他的权力上升得太快，担心“这种改革一直搞下去的话，我自己满人的江山会坐不住”，但立宪又不能不搞，因为是西太后搞的，所以他想在立宪彻底实现之前我就先收权，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我满人手里。

　　从太平天国以来，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中央集权特别不得人心，包括收揽集权搞皇族内阁、搞铁路国有。那时候认为铁路国有是反动的，你凭什么搞国有！所以革命党闹事的时候干脆跟着起哄算了。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合作的参与。在我看来主要是立宪党人帮的忙，立宪派首领像谭延闿、张謇他们后来都参加革命。

　　袁世凯称帝，

　　不是他特别喜欢当皇帝

　　革命一旦成功，道路就很困惑了。

　　袁世凯还是主张君主立宪——大不了这个皇帝还是让满人做，权力在我们内阁手里就完了，执政院从总阁会搞成政治国会，就把满人的皇权架起来了。可是由于革命的缘故，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绝对不能同意满人的皇帝继续做。中国人必须得有个皇帝，但找不到人来当皇帝。有出主意说“我们还是回明朝算了，找姓朱的人当皇帝”。那谁当呢？当时好几十万人都说是朱元璋嫡系后代，没法弄，这玩意儿不靠谱；说找个靠谱的吧，孔家人一直是嫡系延续。可孔家人不干，说“我祖先是庶王，我不干”。

　　结果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就“共和”了。

　　这个共和问题就大了。不管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他们谁都没有把共和制度太当回事。孙中山搞了个临时约法，本来是个内阁制度，我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国家首脑。到交权的时候，把这个权交袁世凯之前，他把临时宪法给改了，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一个总理。这总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和总统是什么关系？和国会是什么关系？一笔糊涂账。一般国家共和体制都会有这个规定，一旦国会和内阁闹翻了怎么办，一般规定总统或内阁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大选，翻遍《临时约法》没有这一条。

　　这笔糊涂账就被袁世凯接下来了。而袁世凯也没着急说“你《临时约法》太糙了，当务之急必须首先定一个宪法”，袁世凯着急的是把他选成正式大总统。

　　当时已经和国民党打翻了，但国民党议员不走。国民党这个党也挺奇怪的，首领已经被以“反叛”名目通缉了，这个党的议员不走。国会成立第一次会议，是给自己定薪金，每个议员多少钱，最后他们定了500元。那时候的CPI低到什么程度，这500元是什么感觉？今天大概月薪至少20万的样子。这还不是全部，还有车马费呢。所以没人想走。

　　最后袁世凯说你们不想走就把我选出来。把他选出来了，然后把国民党议员赶走了，议会瘫痪了。本来梁启超觉得国民党混蛋，赶走就赶走吧，后来发现国民党占多数，国民党一走议会开不成会了，过不了半数这个会怎么开？国会没了，你也得找一帮人制定宪法，这是起码的，然后你再想重选一个国会。你要想搞共和必须搞这个事情，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我们去哪儿必须得修个路一样，这个路必须得修，不修你就到不了。恰恰就没有人修这个路，一直有人张罗修宪，起草宪法，始终没有出来。

　　最后袁世凯感觉这是没法玩的，他根深蒂固是君主立宪者。本来他未必想自己当皇帝，只想在皇帝之下当个总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必须他当皇帝。所以那时候袁世凯称帝，并不是他特别喜欢当这个皇帝，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号令这个国家，他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基本的政治上的混乱。

　　民国自从辛亥以后就是个夹生饭，

　　但煮不熟也得煮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中国这个国度，如果加上西周的王制，有3700年的历史都是有帝王的；从秦始皇开始也是将近2500年时间有帝制的传统。民众已经理所当然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有个皇帝，谁当无所谓，谁当都可以，必须有个皇帝。

　　一旦皇帝没有了，底下就晃动了。因为这套伦理结构中，皇帝才是核心内容。而且中国的孝是和忠连在一起的。

　　对于袁世凯来说，作为上层统治者他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这些机构怎么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政治体系我无法建立孝忠。他刚一上任总统，就发现开会开不起来，各部总理加各个部长告诉你早上9点钟开会，他们10点钟来。干吗呢？昨天晚上打麻将、赌博，早上起不来，挨个派人到家拽，勉勉强强开个会。今天是这样，下次还这样。袁世凯还不敢撤，都是同朝为臣的哥们儿，我怎么抹下这个脸把你撤了呢？

　　于是他就称帝，认为称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称帝以后问题更大。

　　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按进化论的新道理你不能当：“我们已经进步到共和制凭什么要倒退”？按老道理也不行，老道理你当皇帝必须对外打一仗，比如打日本人赢了你可以当。但他打不了，不但打不了还签了《二十一条》（虽然没都签，但对外的感觉你已经签了《二十一条》了），你有什么合法性？你不当皇帝还凑合，当皇帝就砸锅。

　　所以袁世凯当了皇帝，这种共和国的危机依然还存在。有些人就想：还是清朝好。如果用新政，1903至1911年“八年时期”新政确实比民国时期好多了，无论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的清明度那都比民国强。尤其老百姓感觉特有秩序，办学也办得很像模像样。感觉这差得太远了。所以，那个时期说实在的，老百姓向往清朝是很正常的。

　　辛亥革命的时候，老百姓没有多少真拥护的。没看到哪个农民真的拥护辛亥革命，只是没办法，士绅要革皇帝的命，我们农民是跟着士绅们走。民国以后士绅们态度也变了，民国没搞好，不像样子，就老是唠叨，干脆我们回到原汁原味的过去。所以，清朝皇帝想复辟，很多人花很多冤枉钱。

　　而张勋不是，他就认为清朝皇帝好，我要复辟。他复辟一个要件，我复辟以后不允许满人出来干政，就要个空头的皇帝。但他没来得及搞个议会，根本没操过这个心，说搞个内阁都没有搞，搞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体制。最后椅子还没坐热，黎元洪已经开始讨伐复辟了。

　　所以，民国自从辛亥以后就是个夹生饭。但对中国人来说，夹生饭比较难煮熟，但煮不熟也得煮，不能翻烙饼，再翻过去也不行。中国的历史在当时就是这么吊诡的事情。你已经拧成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夹生饭煮熟，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吴思 转型难，要有知识、智慧、耐心

　　这本书我看完后，对复辟的张勋充满了同情的理解。原来心目中张勋很破碎、还有点小丑和莫名其妙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我甚至认为如果我活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拥护复辟的。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老百姓多数还是儒家的智识。儒家怎么看社会的好坏？他们是不分共和、帝制的，他们没这概念，没见过共和，就知道帝制。帝制下就两种社会，一是仁政，二是暴政。仁政可以说是王道，暴政对应的是霸道。换个说法，仁政可以说是偃武修文，军人执政就好像霸道暴政。当时民国更像暴政，武人当政，全是枪杆子，四分五裂，税收明显增加，战乱不殆，不讲道德。所以老百姓一般想法，我们从过去的仁政，先仁后泽，一下进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处境，估计也会想想复辟不错。

　　张鸣站得很高。他最后总结，说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就应该耐心慢慢煮下去。如果当年你是君主立宪制的话，好好干也不见得不行，日本、英国不就干好了吗？民国好好煮也能煮下去，台湾不就煮熟了吗？但张勋复辟，没煮下去，最后蒋介石弄军政、训政、还政于民，也没走下去，革命了。

　　张鸣说一锅夹生饭煮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知识，这人要会煮；二是要有智慧，一大堆生搬硬套也不行，该妥协的妥协，该让步的让步；三是要有耐心。

　　可是中国第一那时候缺乏知识，没几个人真正懂得共和、民国怎么办，弄个约法来内部矛盾重重，设了各个陷阱，本来两个好哥们儿还能让他们打起来。这样的知识怎么能转型好？怎么弄出好民国？这点不行；智慧也说不上，看张勋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治理实在不敢恭维。有几个智力很好的又刚愎自用，净给人玩权谋，这样的人最后也会被人当猴耍。三是不给当家的时间，袁世凯给了83天，当然后来天也不给他时间。孙中山、段祺瑞都没有时间，走马灯似的换。

　　这三条套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面对着最悠久的过去官家的社会，官僚帝国历史上就转型难。亨廷顿没讲为什么，但我理解，除了转型没有过去的基础之外，贵族的基础、宪政的基础、自由的基础、民主的基础，也都没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张鸣说的那个问题，要耐心，要给人时间，要有知识，要有智慧。

　　整理/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