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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伏羲曾制作四川古琴 司马相如诸葛亮琴学造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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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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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时,唐中六最爱去听喻绍泽老师弹古琴。后来,他一边跟随喻老师的外孙曾成伟学琴,一边潜心于琴学研究。地域琴学的研究相对薄弱,唐中六的《巴蜀琴艺考略》一书,为川派琴学研究开了一个头。

  处女作:熬锅肉熬得起卷卷

  我这辈子和古琴有缘,但我的家庭和古琴没什么关系。父辈是巴山“背二哥”,我1936年出生在南江县一个山洼洼里,是七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父母生活特别苦,但很希望娃娃有出息,再困难还是送我去读了书。在我们小场镇附近的文昌宫里,我念了几年私塾。

  13岁时,家乡来了解放军,我爱跟解放军学这学那,好奇得很,也灵醒,照着他们的胡琴,找来家乡随处可得的竹筒,再从街上屠夫那里搞一块猪后腿皮蒙在竹筒上,装上柱子和两个把手(调弦柱),搓两根一粗一细的麻绳作弦,就开始学起来。虽拉不出调子,但很开心。

  1952年我参军,在部队上顿顿吃得饱,感觉真是解放了。走到重庆就听说朝鲜已经停战,我们被整编到了成都。我那时特别活跃,爱唱歌,唱家乡的放羊歌、割草歌、蒿秧歌之类民歌,参军第二年被选到宣传队,跳舞、唱歌、打快板,都要学。四川军区文工团有老师来教我们小提琴、手风琴。

  后来我进了军区文工团,不久参加西南军区汇演,我有两个节目得奖。一个是我用四川花鼓词写的《我们的炊事班》,一句“熬锅肉熬得起卷卷”惹得满场欢笑。这是我的第一个创作,那年16岁。另一个是我们部队集体创作的《板车号子》,用成都民歌反映板车搬运工人的生活,非常有气魄。

  1955年随部队到藏区,我在政治部工作。1958年复员,正好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四川音乐学院)招生,我赶紧请部队政治处写了封介绍信,到重庆考试。两个月后收到入学通知书。进入音乐学院,是我一生很重要的转折点。

  我凭小提琴考的音乐学院,进校后决定去作曲系学创作,先后创作了钢琴独奏曲《主题与变奏》《赋格曲》《船歌》《舞曲》、民族器乐曲《巴山春早》《羌寨风情》等作品。我进校后才开始学钢琴,只能夙兴夜寐,苦下工夫。毕业时很想去西藏,对西藏有感情,但学校把我留下了。

  结缘古琴:边学琴边研究琴学

  最早接触古琴,是在喻绍泽先生进四川音乐学院后。在学校念书时我就爱去听喻老师弹琴,后来和喻家同住学校宿舍怀园,听他弹琴的机会更多了。一听喻老师弹琴,心就静下来了。喻老师虽然名气大,但总是平易近人,很有修养。他一生伴随古琴,把琴心和人心、琴德和人德结合得很好。

  1977年,我到成都市歌舞团(后来的市歌舞剧院)任团长。有一年去北京参加全国音代会和文代会,深深体会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想在四川建民乐团,得到吕骥、李凌先生大力支持。经多方努力,成都民乐团1985年成立。1988年吕骥先生来成都调研,他建议西南地区应有自己的民乐团,应好好扶持古琴。我从那时开始注意古琴的研究。

  做音乐我是科班出身,搞学术研究可真是个“草根”。看到当时古琴不景气,希望能做一些推动。读了些琴谱、琴书后,我萌生一个想法:用一本书梳理四川琴派,从琴史学的角度理清巴蜀古琴传承发展的脉络。

  为了搜集巴蜀琴艺的文史资料,我遍访古巴地和古蜀地。古琴是文人的心爱之物,所以关于古琴的典籍文献特别多,除了历代琴谱,我查阅了上千部古代典籍和各朝史书、笔记小说。

  喻老师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具体学琴,是跟喻老师的外孙曾成伟先生学的。曾老师对我非常好,背着琴骑自行车来我家给我上课,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开始古琴的调查研究了,一边学琴一边做琴学研究。除了文献整理,我花五年时间走访了60多位琴家。2005年,我决定把已有的研究呈现出来,这就是《巴蜀琴艺考略》这本书。

  四川琴史:可以追溯到伏羲

  四川古琴的历史很长,可以追溯到伏羲,《礼记》《琴操》《孝经》《尔雅》等都有关于伏羲制琴的记载,伏羲是古巴国阆中人。两汉、三国时四川出了不少琴家,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等,琴学相当有造诣。巴蜀出土的大量琴俑,汉画像砖、摩崖造像、岩画上,有许多琴乐图。亲眼见过60多尊琴俑,得到过崖墓或石棺的琴乐舞拓片若干幅。云贵川是汉代琴俑最集中的地方,四川、重庆出土了近百尊东汉抚琴俑。我收藏的几尊汉琴俑,极为传神,有的弹琴手法和现代琴技一模一样,真是神奇。目前出土的汉代琴俑都是随葬品,琴在当时就和官员、士人有很深的关系,弹琴成为汉代巴蜀文人的某种身份标识。

  唐代经济昌盛,大批文人游走巴蜀,咏诵巴蜀琴艺的诗歌层出不穷。流传到今天的琴器,最能直观说明当时巴蜀琴艺的高妙。《四川通志》记载:“琴最于蜀,制者数家,唯雷氏而已。”雷氏家族斫琴,延续十一代。我国今存唐琴不超过18床,其中雷琴就有七八床。

  说到宋代琴艺,当然首推苏东坡了。苏氏父子记述琴艺的诗文很多,还有《杂书琴事》《乐城集》等琴艺专著,将宋代的琴意、琴境推到最高境界。明清时,琴艺活动的中心转向江浙。清朝大规模移民,使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了。

  川派古琴一般认为是张孔山开宗立派,张孔山是咸丰、同治年间的江浙道人,他的师傅是浙江著名琴家冯彤云。《四川通志》记载,1851年张孔山游方到四川青城山中皇观,做了十年道士。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四川编定《天闻阁琴谱》。大概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江汉之间游历。此后不久有《天闻阁琴谱》新本问世,琴界称“《天闻阁琴谱》第二版”。

  张孔山对《流水》“七十二滚拂”技法的再创造,对川派风格的形成及其他流派对川派的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发现成都叶介福家族、华阳顾玉成家族、新都魏智儒家族和什邡刘应琨家族,与张孔山的交往最为密切,这四个家族的琴艺传承也都将张孔山视为宗师。川地的自然山水、人文习俗是张孔山琴艺升华的背景,他和川中琴人及其他入川琴人所传琴曲,成为川派形成的基石。张孔山是其中的突出者,故尊称其为川派宗师。

  和张孔山同时入川的江浙琴家不少,曹稚云、钱绶詹、冯彤云先后来到巴蜀。江浙琴人和川渝地区琴人,常在青城山、新繁龙藏寺和新都桂湖琴馆聚会。

  清咸丰、同治年间,曹稚云、钱绶詹、冯彤云、张孔山等从江浙来,钟情四川琴艺,和本地琴人交流融合,使四川琴艺得到很大推动。1850年左右《百瓶斋琴谱》问世,1876年《天闻阁琴谱》问世,以“七十二滚拂”《流水》为代表的一批琴曲广为传播。外来琴家和巴蜀琴家经过融合,逐渐形成以张孔山、唐彝铭、叶介福、魏莫愚等为代表的琴人群体。

  雅集:群贤毕至传承川派古琴

  民国以来,古琴在巴蜀地区的传承相当繁盛。成都有三个大家常去的雅集场所:裴铁侠家“双雷斋”;东郊龙琴舫先生为主的一帮琴友圈;喻绍唐、喻绍泽家。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三个活动中心为川派古琴的传承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前,全国琴社只有十几家,1995年后发展到40多家。2011年,仅成都附近就有24家琴馆、琴社,弹琴人数3000左右。我们成都的几次“国际古琴交流会”,对古琴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当年学琴用的第一张琴,是何明威先生斫的一张仲尼式,此琴音色清越松透,我常随身边,把它命名为“自爱”。开始学琴时认识了一些斫琴家,到各地考察时也遇到一些好琴,机缘到了我就请一张。中国当代斫琴名家的琴,应该说都有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老琴是1987年收的,也不算很老,西安李明忠先生鉴定是康熙年间的。桐木做的,型制独特,既不是蕉叶式、落霞式,也不是连珠式,又仿佛有这几种琴式的影子。

  古代不少琴人既能弹琴又能做研究,这种传统应该被继承下去。这几年关心古琴的人越来越多,四川成立了“川派古琴研究学会”,古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必须要有人来做学术研究,否则古琴文化就会萎缩。

  全国琴艺的概述性和琴史类的著作已经很多,学者们应该在其他方面更深入地研究。研究地域琴学的人还是太少,中国那么多流派,每个流派都应该被特别关注。我那本《巴蜀琴艺考略》,算是为川派琴学研究开了一个头。现在手上有四本川派琴学的书正在做:《秋蝉鸣黄钟》是我读古琴的一些心得笔记和故事;《琴清英》是2011年非遗节琴学研讨会论文集;第三本是《川派古琴曲集》;第四本书《当代琴家书信集》,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献。

  内容源自三联书店《蜀中琴人口述史》 唐中六/口述 杨晓、董雯雯/整理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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