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州疍民群体：或为古越族后裔 生活在水上

①新中国成立后，疍家姑娘划着小船，去水上学校上学。(文仕工作室)

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疍家女子的生活其实十分艰辛。

③珠江上的疍家小艇，构成了颇有特色的水上浮城。

　　众生相

　　老广州之疍家群体

　　上世纪50年代初疍民千百年来首次赢得参政权 其后大批上岸定居

　　1951~1959年，21900人；1960年，1978人；1961年，4213人……这一个个数字背后，是长期飘摇于珠江之上的疍家人上岸定居的故事。从1951年~1965年，共有近5万疍家人上岸定居，占了昔日水上居民的一大半。珠江上持续数百年的“万艇云集、浮宅连片”的情景从此几近消失，弃舟上岸的疍家人开始渐渐融入主流社会生活，尽管适应的过程十分曲折。

　　说起疍家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想起美味的艇仔粥，悠扬的咸水歌和俏丽的水上姑娘，很多人甚至把他们浪漫地呼作“海上吉普赛人”。然而，这些美丽意象的背后，是近乎百分百的文盲率，70%的患病率和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上岸，意味着同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习惯告别，同时也意味着与这些恐怖的数字告别。

　　水上浮宅

　　小艇三万艘 疍民十万余

　　任何一个看过七八十年前珠江老照片的人都会对江面上密密匝匝的小艇印象深刻。据著名学者陈序经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所述，当时的珠江上，东起猎德涌，西至白鹅潭，大约有三万多艘小艇，其中又以海珠广场至大沙头一带最为密集。

　　这些小艇构成了疍家人的“水上城市”。说起疍家人，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些故事，据传他们是古越族的后裔，当了千百年的贱民，不能与陆地住民通婚，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全在水上进行；他们还有好听的咸水歌、美味的艇仔粥和疍家姑娘俏丽的笑容这几大标签，初来乍到的洋人为此常发出“他们的生活充满诗意”的感慨(见《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其实，渔舟唱晚之类的悠然自在，多半只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疍民遭遇欺压勒索的报道则时常见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报的报端，民国政府为此于1934年专门颁发了《严禁压迫疍民恶习》的训令，但时局扰攘，其效果实在令人存疑，而当时疍家人近乎100%的文盲率、70%的患病率以及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更将其生活的残酷一面显露无遗。

　　当时广州到底有多少疍家人呢？根据水上警察局的报告，从1928年到1932年，广州的疍民数量约在7万左右。不过，按照另一位学者伍锐麟先生的说法，这个数字其实是“缩了水”的，报了户口就意味着要纳税，哪一家会傻到完全如实申报呢？据他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数据推测，广州至少有十万疍民。对此，老先生感慨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惊的数目啊！”这个数字之所以可惊，是因为他经过调查，发现疍民的生活实在太困苦了。

　　建国伊始

　　设珠江区 疍民有份参政

　　作为被排斥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贱民，疍民千百年来几乎与政治绝缘；到了清朝，雍正帝虽然豁免了他们的贱籍，但他们要想去考科举，仍有极端苛刻的限制。疍家人里头也有很多不甘久居人下之辈，他们的“晋身之道”大多是去做海盗，清朝嘉庆年间的番禺疍家仔郭婆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酷爱读书，日常起居的海盗船里摆满了书籍，船舱上则挂了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寥寥十六字，说尽了疍家人的委屈。

　　辛亥革命之后，疍民在名义上算是与陆上住民平等了，1932年官方在调查全市人口时，还专门发出了《告水面居民书》，告诉他们：“忠实填报人口，才能获得市民和法律的权利。”但“市民权利”说起来好听，落实起来就不易了。就拿1934年广州选举市参议员这事来说吧，有很多疍民要求成立水上自治区，但这一愿望压根就没有实现，官方要求他们回各选区参加选举，在饱受歧视的现实情境下，疍民成功参选的概率几近于零。

　　直到新中国成立，疍民才真正赢得了平等的法律权利。1949年11月，市委着手建立各区人民政府，为疍民专设了一个珠江区，其辖区为东起猎德、西至白鹅潭的珠江江面；1951年中，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召开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规定疍民代表必须占到一定比例；1953年，珠江区还选拔了近百名疍家青年进入了政府部门，疍民里千百年里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多“当官的”，想来，这一事件在当时一定颇有轰动效应。

　　打破隔绝

　　1956~1966

　　七成疍民上岸定居

　　早在上世纪初，广州已有疍民开始上岸居住了。他们将打捞来的废旧木料聚在一起，在江岸边的空地上盖起一个个窝棚，形成了简陋的聚居地。伍锐麟先生就曾对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对岸沙南(二沙岛附近)的疍民聚居地作过调查，发现多数疍民每家都有一到两艘小艇，但他们大多在晚间居住于窝棚之内，也有人喜欢住在艇里的，伍先生因此将他们称为“两栖人类”。

　　然后，这样的上岸居住并不能称之为定居。新中国成立以后，疍民才开始大规模上岸定居。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指示做好水上居民的上岸定居工作；1956年9月，广州成立了水上居民上岸工作领导小组；1959年~196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拨出约1700万元，以及数百吨钢材和2000多吨水泥，专门用于建设水上居民新村。考虑到当时的财政状况，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当时，全国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珠江区也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手工业和农业合作社，解决疍民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猎德、东望、大沙头、二沙头、滨江东、南园、基立村、素社、石冲口、科甲涌、如意坊、荔湾涌等近二十处渔民新村相继落成，疍民开始大规模上岸。据统计，从1956年~1966年，4万多疍民上岸定居，占了当时经调查得出的疍民总数的七成左右。其后，从1966年~1987年，广州又陆续投入百万元，帮助剩余三成疍民上岸定居，历时30年的疍民上岸定居工作至此画上句号。王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