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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假货泛滥:纪晓岚买到过纸做的烤鸭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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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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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关于假货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主编,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抟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赵平,曾以二千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做的,揉出了皱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再用布绷好。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收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似乎还没发明百货商场。本世纪北京人闹起来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顾客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卖主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里买东西,应该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国营商业体制的背景衬托出来的,再一个原因大概是假货的标准变宽了。国营商店的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二三十年。现在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很不习惯,便觉得假货特别的多。再说,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了。古时候也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美国的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一问价,才二三十个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官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瑞士军官的多功能刀卖三十多美元,而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三美元。后来我在一个亚裔人开的小店里,花三点五美元买了一把冒牌货。店主人不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韩国人还是越南人。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文章摘自《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作者:吴思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转引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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