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鲁迅不喜过年：看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

　　摘 要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中国人过年，图的是个热闹，一大家子无论在何地奔波，到了过年时节，总是聚在一起，吃一顿，喝几盅，仿佛一年来的陌生和矛盾，都在这几天当中，近乎客套地结束，剩下的倒是亲亲热热，来年开春，各奔前程，走在路上，即使见面，似乎是可以不打招呼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1915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而这时，鲁迅也完全没有过年的情绪，正月初一，鲁迅 “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章师”是章太炎，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鲁迅过年的迹象，似乎在到了广州之后才开始。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这天正是腊月十五。鲁迅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忙得连吃饭工夫也没有。他在信中向友人“诉苦”：“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一位几次访问过他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道：“他(鲁迅)是得不到安静了。题字的，谈话的，撰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地闹个不已。” 不过，既然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春节前，在夏历祭灶日(1月26 日)，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后，还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观赏园中景物。次日，在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后，又游了珠江海珠岛上的海珠公园。

　　仔细看鲁迅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开始和世俗的过年和解，多半和许广平有关。自从有了“害马”，他们便经常相伴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1927年的这个春节，他和许广平正在热恋中，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鲁迅甚至愿意和许广平、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迎春花市。大年初三(2月4日)，他俩还去游玩了越秀公园，也许因为过于兴奋，鲁迅居然从高处跳下，被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许广平因为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 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恋爱中的小细节，琐碎而甜蜜。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了上海：这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10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刚来的时候似乎因为很忙，于是便“随随便便地度过”。这“随随便便地度过”，按照许广平的说法是“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1929年过年(2月10日)，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娱乐，他居然记得要买礼物送给许广平。节前，鲁迅“往内山书店”，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过年时，鲁迅还描摹“草花模样”的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送给爱妻。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柔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

　　1931、1932两年，鲁迅的春节过得有点惊心动魄。和他来往密切的柔石在1931年1月17日被捕并遇害，鲁迅也受到了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间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这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鲁迅之所以“留之同饭”，因为蒋径三是鲁迅在广州时期就来往密切的青年朋友，“并非泛泛之交”。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