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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鲁迅不喜过年:看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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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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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中国人过年,图的是个热闹,一大家子无论在何地奔波,到了过年时节,总是聚在一起,吃一顿,喝几盅,仿佛一年来的陌生和矛盾,都在这几天当中,近乎客套地结束,剩下的倒是亲亲热热,来年开春,各奔前程,走在路上,即使见面,似乎是可以不打招呼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1915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而这时,鲁迅也完全没有过年的情绪,正月初一,鲁迅 “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章师”是章太炎,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八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鲁迅过年的迹象,似乎在到了广州之后才开始。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这天正是腊月十五。鲁迅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忙得连吃饭工夫也没有。他在信中向友人“诉苦”:“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一位几次访问过他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道:“他(鲁迅)是得不到安静了。题字的,谈话的,撰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地闹个不已。” 不过,既然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春节前,在夏历祭灶日(1月26 日),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后,还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观赏园中景物。次日,在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后,又游了珠江海珠岛上的海珠公园。

  仔细看鲁迅的日记,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开始和世俗的过年和解,多半和许广平有关。自从有了“害马”,他们便经常相伴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1927年的这个春节,他和许广平正在热恋中,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鲁迅甚至愿意和许广平、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迎春花市。大年初三(2月4日),他俩还去游玩了越秀公园,也许因为过于兴奋,鲁迅居然从高处跳下,被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许广平因为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 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恋爱中的小细节,琐碎而甜蜜。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了上海:这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10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刚来的时候似乎因为很忙,于是便“随随便便地度过”。这“随随便便地度过”,按照许广平的说法是“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1929年过年(2月10日),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娱乐,他居然记得要买礼物送给许广平。节前,鲁迅“往内山书店”,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过年时,鲁迅还描摹“草花模样”的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送给爱妻。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柔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

  1931、1932两年,鲁迅的春节过得有点惊心动魄。和他来往密切的柔石在1931年1月17日被捕并遇害,鲁迅也受到了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间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这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鲁迅之所以“留之同饭”,因为蒋径三是鲁迅在广州时期就来往密切的青年朋友,“并非泛泛之交”。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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