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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鲁迅不喜过年:看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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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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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1933至1936年,走向生命最后几年的他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质的飞跃。变化始于1933年春节(1月26日)。这一年,鲁迅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他带着四岁的海婴,爬上公寓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确实非同寻常。这是因为,“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自是一种补偿。正如《答客诮》(写于此前二十几天)一诗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出于同一原因,在几天后(初六),当王蕴如送来一笔82元稿费,鲁迅即“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同时也“为海婴买玩具三种”。大年初一,鲁迅则为许寿裳、望月玉成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其一因不满意,“已而毁之”)。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未因过年而放松。年二十九(1月24日),鲁迅写了《逃的辩护》、《观斗》两文。年后几天,又接连写出《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崇实》、《电的利弊》等多篇作品。

  1934年春节。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此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年初二),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此系绝无仅有,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中,亦属罕见,更不必说它的战斗性、深刻性,以及语言的犀利和精炼。此文系有感而发。文章末尾,“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1935年、1936年),他和“过年”这件事彻底和解了。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居然写了六封和过年有关的信,他会给母亲写信说:“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他也会邀请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大年初六,他邀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鲁迅的过年历程像过山车,胡适的过年则一直没什么变化,他似乎沉浸在过年无趣的饭局之中。1934年,当鲁迅兴奋地和海婴大放三天爆竹的时候,胡适则徜徉在一个又一个饭局中:“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等到回到家中,胡适却发现“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北京人的过年,确实讲究。邓云乡晚年回忆在北平置办年货:“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拥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簸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最寒酸的过年菜来自廖仲恺。1921年5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请廖仲恺出任财政部长。廖素来精打细算,常说“民国新生,百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那一年的春节,廖仲恺的管家楠伯思忖近年春节一直过得很悭俭,连糖果都没敢多买,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财政部长未免太寒酸。便对廖仲恺道:“今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便宜,我想买些回来过年。”不料仲恺听后竟说:“楠伯,我知道您一番热心肠。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柚乃名贵水果,我看就不买了,过节的事劳您将就一下吧。”何香凝怕管家难堪,便道:“楠伯讲的也在理,过年嘛总要有些气氛的。不如买些柑橘回来待客吧,价钱又比柚子便宜许多。”于是,当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前来拜年的时候,便只得一样过年的吃食——柑橘。大总统倒是会说吉祥话:“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 最心酸的年货故事,当属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记》中的那个:有户人家,丈夫到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家中瓶粟早罄,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

  并非所有人都在享受节庆的欢愉。梁漱溟选择的辞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漱溟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只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以后八个多月中,他走了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于10月返回成都。

  张爱玲在大年初三张皇地离开上海,她天不亮就走,把头包得严实,因为要去温州找胡兰成,她怀着一种苏三见王金龙的心情,是有些兴奋而委屈的,她不知道,到了那里,她找的那个人,会对她说:“谁叫你来的?”她选择在过年时千里寻夫,大约还是害怕寂寞,一个人过年,总是最为糟糕,这点,郁达夫深有体会。1927年1月14日,天气晴朗,温暖如春,郁达夫要去拜访他的同乡孙百刚,孙百刚是郁达夫日本留学的同学,两个人四天之前在内山书店买书的时候,偶然碰上了。一大清早,郁达夫喜滋滋地换上妻子孙荃刚刚给他寄来的冬衣,心里十分地感激妻子,他还念叨着说要赶快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给她来做过年的开销,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孙百刚家里,郁达夫遇见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士,郁达夫感到惊为天人,他在当天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这一年的除夕,郁达夫一个人在旅馆订了一间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旅馆的经理对此非常不满,郁达夫却不管,他只要热闹,不想要一个人寂寞地过年。第二天,他又跑去和女士们“打牌打到天明”,当然,这一年新年的主题词,是“想念王映霞女士”。

  作者简介

  李舒 女,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资深媒体人,供职于《悦食epicure》。出版《艺术巨匠 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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