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生前受慈禧重用 死后被报纸骂“死之迟耳”
荣禄死于1903年4月,死前是慈禧倚重的心腹大臣,是太后的“参谋总长”兼左膀右臂。有人说两人是情人关系,甚至说光绪是他们的私生子(北京晨报2012年3月11日),这似乎有些“小说家言”。但慈禧对荣禄确实眷恋和信任,“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荣禄传》)。荣禄死后,据说太后比死了丈夫还悲痛,荣禄享受到的哀荣也就可想而知了。“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清朝沿袭明制,太傅与太师、太保并列为三公,均正一品。而“文忠”的谥封,清史上仅有索尼、傅恒等几个地位崇高、功勋卓著的相国才享此殊荣。慈禧死前,又钦点荣禄的外孙溥仪为皇帝,可谓“后恩浩荡”,恩宠之极。
然而,与慈禧和朝廷的哀痛及评价相反,民间对荣禄之死则是一片欢呼,报章评论无不拍手称快,《中外日报》甚至说:“恨其死之迟耳!”(《历史档案》2013年4期冬烘刚文,下同)朝野如此两极,道理也好理解,荣禄效忠的是慈禧,功在太后,比如发动戊戌政变、斩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为太后再次垂帘听政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对于维新派和天下苍生而言,不但不是功,而且是罪。评价之所以迥异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不同。不过,还不仅仅是这些。
荣禄死的年代,官民矛盾严重对立,“仇官”现象极为普遍。1901年的《集成报》的一篇社论就说:“中国之民皆好民,中国之官皆不好官。”人民如此“仇官”,应该说这是“有缘有故”的。当时的官场太黑暗了,买官卖官蔚然成风,有报章就疾呼:“中国吏治之坏,至今已达极点矣!”著名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那可不是虚写,不少人物都有真实姓名。小说中的官吏龌龊不堪,正是当时官场的写照。而荣禄这个“首席大臣”在这个时候死去,人民喊“大快人心事”也就不奇怪了。而荣禄呢?确实是只“大老虎”。晚清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候补官员太多,据说每年存量达两三万之多,这些人若老实排队等待“组织”安排,恐怕只能永远候着 “听鼓”了,心里急呀!于是,官场请托便风靡士林。就是暗地拉关系、使银子,最终找到一个大人物出面打招呼,实缺便搞定了。而荣禄这个卖官大老板就应“运”而生了。经学者考证,仅从1901年到死的三年时间里,荣禄批的请托存札就近四百件。荣禄批这么多条子可不是夙兴夜寐为国操劳,而是权力寻租。条子一批马上就有人送来银子,同时还能培植财源和私党。荣禄的女儿大婚时,那些已补上肥缺的“门生”们纷至沓来,送三千两、几百两不等,银子流水般地进入了菊儿胡同荣家府第。《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华中堂,在京城开了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据胡适先生考证,这华中堂正是荣中堂。清朝末年,庆亲王奕劻被朝野封为卖官鬻爵的“庆记公司”老板,假如荣禄多活十年,这个老板是绝对轮不到他的。荣禄如此贪婪,人民恨他不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众所周知,在皇权专制社会,人民对官员的乌纱帽是没有丁点决定权的。这一点做官的似乎很高兴,就像荣禄,用不着去讨好芸芸众生,只要能赢得老佛爷,便能赢得天下,便能使头上的乌纱帽固若金汤。然而,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荣禄挨骂正是吃了“利”的亏。假如人民能决定他的官帽,十年前就被民众撵下了台,从此赋闲或干些力所能及的正经事。试想,一个离开权力多年的老人在近古稀之年去世,以中国人民向来的善良和宽容,还会骂他死得太晚吗?不得民心者、贪赃枉法者早早自动离开权力,或许是自我救赎的好办法。荣禄既不下台又狠狠地贪,媒体骂他该死只能是其咎由自取了。
最后再说一句,荣禄死时的那个社会并非一无是处,报纸敢在这位“大清国杰出领导人”病逝之时公开骂他“恨其死之迟耳”,而报馆竟安然无恙,仅这一条就相当了不起。□刘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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