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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农历曾被计划废除 遭社会各方抵制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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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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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国内就不说了,海外的华人,即使放不了假,也要聚聚会,举办一些联欢活动。但是,历史上曾有那么些年,过春节成了一种“错误”。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计划逐步废弃农历,代以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在《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要求:“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一开始,考虑到过渡时期的特殊性,民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禁止旧历。普通民众依旧按照旧历规划自己的生活。但在新政府看来,维持旧节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策略,最终目标,是消除这些代表封建残余的旧历法与旧节日。但是,即使其他的改革方案被大众所认可,历法的废除却遇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抵制。

  首先是工商界。新的历法与工商界长久以来按旧历实行的时间体系产生了冲突。旧历新年、端午和中秋是工商界结账的日子,如果完全依从新历,则整个工商系统要为之改变。1912年,在杭州专门进行了一场有关工商界是否要遵从新历的讨论。当时,做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做一个商人,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普通百姓则对新的历法冷眼旁观。山西的缙绅刘大鹏在自己的《退想斋日记》记载:“五更各庙鸣钟,惊醒世人早起迎神,里中放炮接连不断,此其新年也。上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过阳历之新年,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民情大可见矣。”

  对新历的态度最为复杂的,恰恰是推行新历最积极的官方机构。老舍曾记录了自己在除夕当天还要去学校讲课,自己的年迈老母在家里等着儿子回家过年的凄凉经历。“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对于这些抵触,民国政府认为是旧历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因此,1928年,内政部宣布完全废除旧历,严禁贩售旧历,以及在旧历节日时,行政和教育系统严禁放假!“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贻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

  国民党的精英意识和面对民众时清高自负的态度,在废除旧历的过程中暴露得淋漓尽致。1930年代初,国民党广州党部发行了一本名为《风俗改革丛刊》的书,其中极力批判过旧历新年是一种落后的行为。似乎过年就是愚昧,不过年就是高尚一般。书中写道:“每届废历岁聿云暮,腊鼓摧残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忙个不的办‘年货’:有钱固兴高彩烈,无的也勉为凑趣,什么爆谷,面粉,黄糖等等,一方面求过于供,一方面应接不暇;熙来攘往,络绎于途,以有用之金钱,作无谓之消耗,即令罗掘俱穷,当衫当裤,也要求‘顾住体面’?做到‘年晚煎堆,人有我有’。这种无意识的举动,真是愚不可及。”

  但是,国民党的精英却低估了旧历所依赖的深厚土壤。即使用了非常多的“狠”词儿,普通大众依旧我行我素,对被贴上愚不可及的标签不以为意。最后,政府承认废除旧历的改革运动完全没有起到效果。1934年,民国政府发布通知:“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先是用行政手段强压,再是以道德话语批判,就是改变不了那些统治者眼中的“陋习”。可见民间传统的力量实在强大。或者说,“过年”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中国的亿万老百姓,都是大功臣!燕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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